硅谷乌托邦梦转向：创新也需要监管 发明要受干预？

2008年，海上家园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从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那里获得了资金支持，在科技圈里声名大噪。该研究所的使命是建造一个人工岛国，发明者们可以前往那里工作，不会受到严格的政府干预。从一个早期效果图来看，这个岛屿位于一片平静得有些诡异的水面上。岛上的建筑物和创业者终极梦想中的时髦高科技园区大相径庭：图中看不到文明的迹象。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尔描述这个岛屿天堂可能可以“避开一切形式的政治”。他说这不仅是可取的，似乎也是有可能办到的。“它在经济上可行的阶段可能已经达到，或者我们很快就会达到，”他写道。

五六年过去了，这个梦想尚未实现。一些支持者的乐观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今年早些时候，在乔治梅森大学的一次发言中，泰尔表示，“我想建立一个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的梦想是否会在近期内取得成功，这很难说。”部分问题在于：可能就连泰尔的财力也无法支持建立一个真正自给自足的社会。“如果能够以不到500亿美元的预算起步，那还差不多。”他说。

海上家园研究所自己也明白了一件事：跑到海洋中间并没有早期效果图中那么吸引人。现在它希望能在更加平静的、有政府管辖的水域找到一块地方。其最新愿景称，“开放的海洋工程成本较高，这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在国际水域凝聚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我们想寻求一个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某个国家的领海找到地方。”

科技文化圈曾经对其自我管理的能力拥有坚定的信心，但泰尔重新评估海上家园研究所的发言，标志着对这种信心的明显背离。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敦促硅谷营造出一片天地，让科技活动少受一些抑制。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号召科技人士“从这个世界上划出一小块地方”来测试新的点子。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则把目光投向了火星殖民。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建议让硅谷独立成为一个州。但是，除了某些高科技园区（比如谷歌(微博)园区，和Facebook园区）在持续扩张之外，真正实现社会独立的进程一直成果寥寥。

而建立一个政府，则是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硅谷希望你相信的水平。对于他们曾大力倡导的反政府观点，泰尔和其他知名的硅谷投资者现在变得更加谨慎了。尽管泰尔公开批评民选官员，但他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讲台上发言时，听起来非常像是一个政客在认错——在那次讲话结束时，他提到了自己早期写的关于海上家园研究所的文章，“写作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说。“当时是在深夜。我飞快地敲下了那篇文章。”

　创新对监管的依赖

上个月，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聘请前Facebook总顾问特德-乌里特（Ted Ullyot）创建一个监管事务部门，这个举动明显意在令政府和高科技初创企业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顺畅。而仅仅就在两年前，安德森霍洛维茨董事会合伙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还发表讲话，号召高科技企业家“终极退出”，形成自己的社会。上个月的任命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一些投资者看来，科技界秉持与监管为敌的流行立场，其效果适得其反。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是Y Combinator的总裁，他说，“我希望所有那些想在一个不受监管的岛屿天堂生活的人，能够找到他们的岛屿，因为到了那时，他们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奥特曼认为，人们轻易把监管机构视为是对创新的障碍，这是小看了政府在帮助初创企业获得成功上的作用。

奥特曼的观点与一种流行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像 Uber和Airbnb这样的初创公司，人们把它们的崛起理解为对政府职能的无视。根据这种看法，监管机构纯粹是它们的敌手。

但是，伯克利中心的法律与技术执行董事吉姆-登普西（Jim Dempsey）说，这种看法低估了政府所提供必要的支持。登普西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认识到，初创公司受益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可以打包票，如果你没有法律结构，你就不会有创新，”他说。“反而会出乱子。”在技术领域的每一个分支上，法律都为企业家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保障，登普西指出。“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90%的人都会失败，还是愿意去创建初创公司？因为他们知道，公司法和破产法会保护他们，让他们免于承担个人责任，不会变得倾家荡产。他们知道，就算新公司倒闭了，自家的房子也不会被收走。”

如今发展最迅猛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大大受益于各种监管：比如Spotify和Netflix（如果没有版权法，没有人会为这些服务付费）； Lyft和Uber（如果国家没有铺设道路会怎样？）；还有Stripe、 Square，甚至泰尔早期在PayPal取得的成功（没有SEC的监管来限制身份信息盗窃造成的个人财务损失，谁还会那么爽快地提供信用卡信息？）我们也不要忘了互联网本身，它最初是政府启动的一个科学性质的通信网络。

“长期以来，企业家们一直抱怨连连，他们只是想进行创新，不想让政府碍手碍脚，”登普西说。“当然，事实是，每一个创新者都是在多重监管体系提供的氧气下生存的。”但是，当你创建的某个新东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法律摩擦时，这一点很容易遭到忽视——特别与那些没有考虑到技术持续演进的监管方式之间产生摩擦时。

核能初创公司Upower是Y Combinator去年的资助的一家公司，它只在一些拥有监管框架的国家中进行测试。该公司试图利用更加安全的设计来修建小型反应堆，让其不仅可以回收核废料，而且比现有的核工厂效率更高。

核工程师雅各布-德维特（Jacob DeWitte）是Upower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该公司吸引了一些南美国家客户的兴趣，可惜的是，那些国家缺乏核电项目的基础设施。因此Upower正在寻找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客户，因为这些国家有框架来为这样一家小型初创公司提供重要指导。“它们有监管系统来帮助你实现工艺的规范化，这是很重要的。”德维特说。

寻找灰色空间

初创公司受益于政府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则受益于公司施加的压力。这些公司大打法律擦边球，强力推进了监管的变化。

“这正是创新的本质，”登普西说。“产品或服务将在法律尚不明确的灰色空间出现，这些空间是不受监管约束的。然后监管机构就会确立其管辖权，于是创新者必须作出反应。”

在奥特曼这样的投资者看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模式。他鼓励初创公司去寻找那些灰色空间，这些空间里法律尚不明确，或者新技术的有可能对之施加压力，迫使它进行改善。“大多数创业公司的竞争优势都在于拥有一个聪明的监管战略，”奥特曼说。

政府监管常常遭受的一个批评是：监管程度过高，导致发明者历来钻营的“灰色空间”日益萎缩。特别是在政府深度参与的领域（比如医疗保健或能源），由于监管收紧，人们担心小型公司无法再这些领域里起步。

奥特曼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仍然乐观地认为，目前仍然足够的空间让初创公司开发技术，从而推动法律的演进。对于Y Combinator孵化的很多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寻找一些有法律框架的国家，让他们收集所需的数据，来获得国际监管机构的批准。“拥有一系列不同的监管环境，这是好事，你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环境，”奥特曼说。“如果我想创办一家无人机公司，我就会去新西兰。如果我想创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我会去欧洲。”

　“法律黑客”的幻想

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是著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孙子，也是海上家园研究所的共同创始人、董事长，以及形象担当。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世界上有人可以把“创新岛屿”的梦想变为现实，那么这个人就非他莫属。即便那个梦想已经渐行渐远，但他仍然相信有必要为创新提供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他说，无论未来的法律有多么灵活完善，新技术与现有政府发生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新技术必然是在一个灰色空间中存在。“即便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也仍会如此。唯一例外的情况就是，法律可以正确地预测创新的演进并提前进行调适，但是这极不现实的。”

弗里德曼目前是谷歌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在创办海上家园研究所之前他就在那里工作。这几年来，他体会到了建立一个国家的各种复杂性。“我最初开始那么做时，并不是认为制定完美的法律易如反掌，也不是觉得监管部门没有进行过尝试，”他说。“但是，最初我有点天真，以为会有法律黑客存在。”

后来弗里德曼明白了，法律黑客是不存在的（这里是指，政府和科技发明家之间的冲突必然发生，没有人能找到漏洞来绕开和避免这种冲突）。为什么这样的黑客是很多技术创新者的幻想，这是可以理解的。置身于法律的灰色空间让人感到不舒服。它需要你开展大量的工作。建立一个岛国的做法绕不开政府，反而只会带来另一个政府和一套新的监管挑战。在一个岛屿天堂上，真正的创新其实是修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