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一把瓜子卖成国货骄傲，邓小平曾说：不能动他！

三只松鼠行将上市，良品铺子、百草味等品牌亦是交相辉映，坚果类食品在休闲零食市场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依托互联网的力量，一众年轻品牌博得了广泛关注。

如此热闹的场面，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开山始祖式的“老字号”，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它就曾火遍大江南北，可谓“国内坚果炒货第一品牌”，而在如今群雄争霸的激烈格局中，却早已不见了它的踪影。

创下这个牌子的，是一个人称“傻子”的安徽人。他大字不识，却在那个连“万元户”都极度稀缺的特殊时代，创下了百万家产。他一生辉煌而又坎坷，曾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他就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他的故事已经鲜有人问津。

　怒怼

1991年5月，安徽芜湖中级人民法院。

“你是否曾以解决工作为名，侵犯10名女工？”

“不是10个，是12个！”

这个口吐狂言、怒怼法官的中年人，就是“傻子”年广久。“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对于法官“流氓罪”的指控，年广久的回应显然充满了蔑视，但这并没能阻挡法院对他的定罪和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

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委大礼堂。

“老年，你吃苦了！”一位市委领导紧紧握着年广久的手，关切地问候。此时的年广久，面色极度憔悴，他刚出监狱，就被送来参加这场意味深长的“接见会”。

从1989年8月，因有“挪用公款”、“贪污”罪嫌疑被捕，到后来经济问题指控被撤销，改判“流氓”罪，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已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

牢狱之灾期间，因为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年广久得以无罪释放。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这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中的一段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三次谈到傻子瓜子的问题，就是这次讲话，为身处牢狱之中的年广久带来了一线生机。

年广久与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经商路上，他曾数次在邓小平的关照下逢凶化吉，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中，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影响越来越大，他本人也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国内少有的“富豪”。

然而，1989年的被捕入狱却是一个转折点，3年里，家大业大的年广久失去了一切，人生跌入谷底。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入狱，却是输得最惨的一次……

走出市委礼堂的年广久有些恍惚，他对周遭的一切和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关了三年，他早已失去了对炒货市场的把握和判断，自己还能否再战江湖、重拾往日荣威？一切皆是未知。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经历了三次入狱，三起三落之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年广久五味杂陈。这一刻，几十年来，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幕幕往事，忽如回放般地浮现在他眼前……

“傻子”的童年

年广久1937年出生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因一次淮河水灾，年家一路逃荒乞讨到了芜湖定居。远离故土、无依无靠，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年广久9岁起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不久后，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一起摆地摊养家。

“利轻业重，事在人和”是父亲留给年广久的遗训，他一直谨记于心。年广久的水果摊，能让人“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不管客人说少了秤还是少找了钱，他都会二话不说地给补全。就算够了秤，年广久也常常会“傻傻地”再塞上一两个给客人……“顾客是上帝”这个销售法则，年广久运用得简直炉火纯青。他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卖瓜子炒货。

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年广久“傻”，也是从那时起，年广久有了“傻子”的称号。说他傻，可他的回头客总比别家多，生意总比别家旺，赚的钱自然也比别家多。“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投机倒把的牛鬼蛇神

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商贩们的日子很不好过，面对各种限制总得东躲西藏，也是这时，年广久被两次抓进监狱。

第一次是在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有期徒刑一年，关了5个月，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年广久开始卖板栗。1966年“文革”来了，他又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牛鬼蛇神罪在当时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定罪相当随意，根本没有具体的法律界限。关了20多天后，年广久又被放了出来。

三年之内两进监狱，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敢再碰生意了，可年广久却似乎没受一点影响。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死磕到底、周旋到底，是他当时最大的想法。

“游击战”

第二次出狱后没多久，年广久又做起了生意，这次，他改行炒起了瓜子。

带领年广久“出道”的，是一起摆摊的一位老师傅，年广久经常主动帮他生火炒瓜子，老师傅知道年广久家里困难，也愿意将手艺传授给他。手脚勤快，又爱学习，年广久很快出师，瓜子炒得又快又好，这也是他踏足炒货业的开始。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由供销社统一控制，个人经营是违法的。通常只有到过春节的时候，人们凭票才能买上个一两斤，平日里根本吃不到。这给年广久这样的小商贩提供了机会。每天晚上人们下班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些小商贩们偷偷摸摸上场的时候。

第一次卖瓜子，年广久很顺利，“1毛钱1包，一下子就卖完了。1块多的本钱，赚了3块5。”第二天，他很快又卖了8斤，看到他比自己卖得还好，老师傅很是高兴，感觉收了个精明能干的好徒弟。从此，年广久就和老师傅一起搭档卖起了瓜子。

“那时不敢卖，只能偷偷卖，师傅讲，跟他们打游击战，他来我跑我躲，他走我摆。”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就这么在夹缝中越做越大，炒瓜子的锅也越换越大。

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老师傅在一次被警察追赶的过程中，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年广久不得不开始“单打独斗”的日子。

那时，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炒好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之后洗洗脸，稍微睡一会儿，7点钟左右他又起来，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卖。下午再包，到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年广久就这样日复一日，起早贪黑地干。

100万！

天道酬勤。从1966年到1976年，年广久悄无声息地攒下了100万，这在当时是远超世人概念的数字。“那时的100万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年广久曾不无自豪地说。

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冒然放家里觉得也不够安全，于是，就用牛皮纸把一打打的钱包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连老婆都没告诉。

“事情还是一个人知道的好，但好日子不长，唐山大地震了，我就着急了，院子里还埋着钱呢，要是房子塌了，被人一挖还不就露陷儿了。我赶快把钱又挖出来，结果钱都发霉了，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趁着出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别人家都是晒玉米晒粮食，我家却晒了满院子的钱。那时候，我真的发财了。”当时有些市委的人曾敲打年广久说，你胆子不小啊，他却不以为意。

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小小的瓜子，何以卖出这么多钱？

首先，货源是个大问题。别人买生瓜子，都是货到付钱，可年广久却是先付定金，“当别人都在为货源断档发愁的时候，年广久家送货上门的却络绎不绝。”

其次，在瓜子的口味和品质上，年广久非常较真，对于顾客提出的意见也相当入心。为了炒出口感更佳更具竞争力的瓜子，他曾尝遍了芜湖所有的瓜子摊；有人说他的瓜子没有外地的好吃，他就专门乘船跑到外地去尝，上海、南京、苏州和武汉等地的瓜子行情都被他了解了个遍。

他会把收集来的瓜子摆在桌上挨个品滋味儿，每吃完一种，就用清水漱漱口，接着再尝另一种，毫不含糊。对于一些口味比较好的瓜子，年广久会试着摸索它们的配方，然后炒出来请路人品尝，不够好吃，就反复调整修改。直到有一天，有好几个人尝了他的瓜子后都纷纷惊叹：真是打肿嘴巴也不松口的货！他风味独特的奶油香型瓜子总算炒制成功。

在这之后，年广久又增加了椒盐瓜子、酱油瓜子和五香瓜子等20多个品种，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口味。另外，他的瓜子“个个粒大饱满，一嗑三开，令人唇齿留香。”就这样，年广久的瓜子开始有了名气，很多人都慕名前来购买。

此外，在卖瓜子的时候，年广久延续了以往卖水果时的实诚与大方，别人买一包瓜子，他就送上一把，不要，就硬给，久而久之，叫他“傻子”的人更多了，回头客也越来越多，看似吃亏，“傻子”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

后来，在给瓜子想招牌的时候，年广久思来想去，一拍脑袋，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吉祥的招牌太多，起一个似乎有贬意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行家说，在商界，这叫逆反心理销售术，可以给顾客带来奇妙的心理附加值。然而，一直到80年代初，“傻子瓜子”才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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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还没坐够么？！”

1978年，随着生意规模越做越大，年广久有了扩张的想法。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夜之间大地回春，个体经营受到鼓励，可由于被禁锢太久，很多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谨慎观望是普遍态度。

对此，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性情粗犷的年广久却觉得：“管你什么政策，真开放还是假开放，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扩张计划启动在即，却遭到了同样持观望态度的第一任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呵斥，“牢还没坐够么？！”可年广久看准的机会，十头牛都拉不回。

为了摆脱阻拦，他甚至与妻子离了婚，还把财产全留给了她，自己拉着板车就出来了。身上没钱，他就讨饭，一路讨到扬州。“别人一天只能讨块把钱，我一天就能讨10多块，就是讨饭，我都比别人讨得多。”在外地的日子里，年广久也试着做了些生意，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又回到芜湖，决定和儿子们一起卖瓜子。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管制，但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仍非常警惕，人们对于个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十分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年广久曾盈利100万的事情自然引人侧目，再加上傻子瓜子的作坊闹出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风波”，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被呈上了中央，摆在了邓小平的案头。

那时，“七下八上”仍是一条铁律：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经营者的身份便发生“根本改变”：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而在1979年，年广久的作坊里就有了12个雇工，这显然破了界。对此曾有评论称，事后看来，傻子瓜子的这场“雇工风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场决定着改革方向的深刻争论，年广久也由此成为了改革的“符号人物”。

对年广久，动，还是不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决定着无数个私经营者的命运。“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在看完调查材料后，邓小平做出表态，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正是这样的表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生存空间，也为年广久的生意扫除了许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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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1981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这个消息年广久是在澡堂子里听到的，他喜欢泡澡，更喜欢在澡堂里听众生谈论国家政策。虽目不识丁，但年广久的嗅觉非常敏锐，当时他就想，“国家这样的改革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如何冲。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那一年，年广久在芜湖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摆起了固定摊位，这在当时是需要胆魄的。年广久瓜子事业的真正起步，也是从这里开始。

不久，年广久就幸运地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当时的芜湖市副市长赵文波。赵文波正在寻找个体经济的典型，“我来到了年广久的摊前，尝了尝他的瓜子，果然别具特色，瓜子里外都有味儿，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吃了仁儿还舍不得吐壳。第二天，和我同去调研的《芜湖日报》的同志，就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叫‘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

报道发出当天，也就是1981年的9月5日，年广久的瓜子摊便被围得水泄不通，数十斤瓜子一售而空，一个月后，他的瓜子产量和营业额都翻了番。

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国营、集体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开始不断涌现，为此，年广久的瓜子销量受到了一定冲击。怎么办？年广久想到了降价促销的办法——将瓜子价格由全市统一价每斤2.4元降到每斤1.76元出售，他的想法得到了赵文波等市领导的批准。

价格哪能说降就降，这笔账，年广久是这么算的：“那时候，生瓜子成本是1.5元左右，若一般小贩加上配料炒后1.76元卖，量少就亏本。对我就不一样。降价后，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赚的是这个钱。”

“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这样100包就赚千把块钱。如果你2.4元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你要是天天炒，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现在常说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年广久在彼时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降价的招数很灵，来买傻子瓜子的人越来越多，一个队伍能排出去50多米，年广久又适时推出了更多销售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不用排队、外地人来芜湖用车票买两斤不用排队，结婚的买10斤不用排队……

傻子瓜子很快从10多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上百人的工厂，年广久建立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日利润最高达到2万，成功地把国营瓜子逼到了死角。可深谙顾客心理的他在稳占市场后，又悄悄地将瓜子售价从原先的每斤1.76元，涨到了每斤1.9元，顾客们竟也欣然接受了。从此，傻子瓜子的价格就一直高于其它瓜子。

傻子瓜子的火爆还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从1982年开始屡次对它进行了报道，令傻子瓜子一下子扬名全国，各地的人都纷纷前来订货，这又加速了傻子瓜子的扩张，除了扩大销售点，年广久又在南京、无锡等地办起了加工厂，他也在那时获得了“中国第一商贩”的称号。

“全国10多个省份50多个城市的商人来到芜湖都要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据说傻子瓜子最火时，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的告示；80年代某年的春节，全上海吃掉了十多万公斤的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腾飞的同时，整个芜湖的炒货业也在它的带动下蓬勃前进，有报道称，“芜湖市瓜子的年产量由1981年左右的不到100万斤，短期内猛增到了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从拒绝橄榄枝，到主动抛出

看到年广久的瓜子炒得如此红火，芜湖政府曾主动抛来公私联营的橄榄枝，却被年广久拒绝。1983年，眼见上海市场红火，年广久带着工人前往上海炒瓜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弯路和挫折。期间芜湖市政府不断游说，劝说其回归。政府的诚挚邀请下，年广久在1984年重回芜湖，在当时引发巨大轰动，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的高度欢迎。

为了能够顺畅地获得原料、扩大经营，同时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年氏父子这次主动选择了与政府联营。

80年代中期，年广久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镇劳动服务公司两个集体企业联合成立的“芜湖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投资30万元，年广久以技术和商标入股，出任总经理。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是邓小平在公开讲话中第二次谈到傻子瓜子。几年间，年广久始终没能摆脱各种舆论和势力的掣肘与束缚，直到邓公再一次谈到“傻子瓜子”，他与外界的种种矛盾才得到化解。“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讲话一公布，芜湖市委领导就来年广久的家里报喜。

有评论指出，年广久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但却是一个典型，一个符号，在党历史新时期的改革中，意义深远。的确，那时有不少个体户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缩头。”

由于邓小平的点名，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更加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友人到中国谈贸易时，还要专程去芜湖拜访他，国外的各大知名媒体也纷纷关注。傻子瓜子成为了芜湖的名片，人们来旅游时，都得带上几包傻子瓜子……

种下祸根

然而，“摁下葫芦起了瓢”，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为年广久扫清了一些障碍，却难以改变年广久联营公司发展不利的局面和衰落的趋势。联营，非但没有为年广久带来理想中的盛景，反而为他日后的急剧转折埋下了祸笔。

年广久曾说，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这场矛盾的最后升级，就是那场令年广久几乎倾家荡产的有奖销售。

1985年，由于压了太多货，年广久学起了当时风靡大街小巷的有奖销售，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了有奖销售点：一等奖菲亚特小轿车，二等奖摩托车，三等奖彩电，四等奖电冰箱……“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是当时的广告词。

据统计，“在傻子瓜子1985年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年广久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这样的景况令年广久狂喜，却没料到，这只是一场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活动刚开始没多久，国务院的一纸禁令，就令沸腾的市场变成了一块坚冰——“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年广久懵了，全国各地纷纷涌现了退货潮，公司资金无法回笼，最终亏损达63万元，资不抵债。

“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就把我推出来了”

这是年广久从商以来经历的最大挫折，傻子瓜子也在这次危机中元气大伤，开始走向没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加之有人早已看不惯年广久的一些做派，年广久被举报贪污。

“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哪里是贪污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就把我推出来了。”

“我去市委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因为我没做错！”

一位哲学家曾说：“历史是无情的，当它需要谁登上舞台的时候，谁就得毫不犹豫地出场；当它需要谁出舞台的时候，谁也不必涎皮涎脸地赖着不走。不走，是不行的。”

来来回回几经折腾，1989年8月，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两年之后，在检察人员并没有查出任何经济问题、贪污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又将矛头指向了年广久的私生活问题……最终，芜湖市中院在1991年5月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一直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三次提到他，倔强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已待了整整30个月……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傻子瓜子’的今天，邓小平就是我最亲的亲人。”1992年底，年广久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公斤“傻子瓜子”和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向这位伟人表达自己无尽的感激。

直到今天，年广久的家里进门还挂着大幅的邓小平肖像，其个人名片上也始终印着邓小平那段将自己拯救出狱的重要讲话。年广久说，邓小平之所以总会提到他，因为他做出了成绩、形成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做出贡献，邓小平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

　积重难返，历史没有如果

被羁押期间，年广久被抄了家，出狱后的他一无所有。但天生乐观的年广久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选择了重整旗鼓再战江湖。然而此时，年广久一手创下的傻子瓜子大势已去、江河日下，而且还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年广久和他的长子、次子共享同一品牌。

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年广久心中霸气仍存，但夫妻不睦、父子内斗等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并不认可“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说法，常说“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但他却不能阻挡其他同行竞争的步伐。

就在年广久与儿子大打价格战、年氏兄弟间争夺商标权的时候，全国和外来的瓜子品牌悄然崛起，它们引入新技术、布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遍布大小超市。有的品牌走向了全国、全世界，还上了市，这一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都错过了。

据年广久透露，目前国内十多家知名瓜子品牌的老板都是他的徒弟，包括洽洽瓜子的掌门人。这种说法未经考据。但也有说法称，洽洽如今所取得的地位，本该属于傻子瓜子。

对于外界看来所错失的一切，年广久本人似乎并不以为意，他始终坚持着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坚守着专卖店和零售批发店而不进大超市，因为超市资金回笼慢；始终对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抱持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曾经超前时代、勇于创新的“傻子”，在更新的理念面前，却选择站在了对立面。

如今，傻子瓜子的规模和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年广久也在2000年把商标权交给儿子，逐渐淡出了管理。在年广久的长子年金宝意外去世后，傻子瓜子的品牌主要由其次子年强经营。

　新一代的改革与创新

身为现任芜湖市“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董事长的年强，看到了父亲经营中的一些误区，在近些年曾大刀阔斧地做出改革，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比如打破父亲“不向银行贷款”、“不进超市”等规矩，将主打品牌“金傻子”推向了全国数千个专营店或专柜；逐步打破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通过实施股份制改革，提升企业整体素质等等。

同时，他还响应国家推动的文化产业号召，主导投资建设了中国首家以瓜子为主题的公益性民办博物馆“傻子瓜子博物馆”。傻子瓜子博物馆于2015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37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正式开馆，向人们展示了瓜子的历史文化、加工工艺，以及“一个傻子带动了一个瓜子城市的崛起，一粒瓜子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

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者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有一段描述，“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这个族群中的典型。不仅如此，他还是新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他的命运也与那段历史紧紧捆绑。

大背头、金戒指，眼下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旧保持着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造型。他粗犷、豪气、倔强，在生意场有着一种“大智若愚”式的精明；他一生只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却有敢为人先、从不瞻前顾后的胆识与气魄；他不懂政治，却善于审时度势，从不屈服于命运，且勇于与不公激烈抗争。

有人说，年广久既真实又虚荣，既自卑又张狂。自身的种种局限，注定了他终究难以走远，难以摆脱淡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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