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和高考，是阶层上升最后的通道？

六月的七、八号，这两天既不是传统佳节也并非什么历史纪念日，但是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却是个十分特殊的日子。在中国现有升学制度下，高考似乎或多或少与个人甚至家庭命运捆绑在一起。

但伴随时代的发展，种种现象似乎表明，高考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

某报曾在几年前致高考毕业生中写道：“从书本走向社会，从记诵教条走向活色生香的现实，你不妨多问几次：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根源在哪里？多问为什么，这便是人格独立的起点与途径。”

他们虽然被名校拒之门外，但是没有放弃倾听时代的脉搏，所以在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行业崛起的时候，先于他人找到机会。程维、王兴和张一鸣，这三位年轻人创办的滴滴、美团、今日头条，恰恰是这拨移动互联网热潮中最大的三个赢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即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这一观点也为数据所证实。

根据最新的海银财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白皮书》的调研，目前国内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100万人，全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112万亿元人民币。这其中，企业主占了一大半。

其他高净值人口包括，投资者（房产、股票）、企业金领。但社会阶层不仅考虑财富规模，还要看社会资源和社会声望，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创业几乎成了逆袭的唯一通道。

1978年、1992年、2001年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国人的阶层上升通道和传统社会差不多，主要是依靠高考。

自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千百年来，底层社会与帝国庙堂之间，始终有着读书这样一个上升阶梯，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活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仅6年，满清即宣告崩溃，史家历来有一观点，认为光绪废除了青年精英的“中国梦”，将士子与士绅推向了革命，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

辛亥之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就说过，“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事实上只要社会还给精英留有出路，按照正常的人性来计算，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

此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饱经沧桑，一直到1977年邓小平20分钟内决定恢复高考，此后数十年间，社会活力有目共睹，无数底层青年有了翻身的机会。

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财富精英，如王健林、许家印之辈，都是在1978年参加高考，完成了人生的关键一跃，如今长期盘踞于各类富豪榜的前十。

1992年，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更是开放了自由竞争的空间，在传统仕途之外，给与青年精英一条高耸入云的上升阶梯。

这个时期的创业热潮，丝毫不亚于今天，高级公务员下海者比比皆是，统计说1992年辞官下海者凡12万人，社会价值观是“最优秀的人应该从商”。以致现在企业家群落中，有“92派”之谓，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间受挫之后，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在民间，则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脉，偏安于京师千里之外，上承数千年民间商帮基因，下接经济改革带来的消费红利，很快在消费品、轻工、外贸领域占据潮头，以宗庆后为代表的这脉商人，纯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类富豪榜的主力。

2001年则是又一个新的分水岭。两件大事决定了财富的流向，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运。

其一是中国入世，经济腾飞；其二是互联网开始流行。

一方面，入世带来的经济效应让上一波完成原始积累的富豪，财富飞速增值，而在这个食物链的下游，也有无数国人尝到了财富自由的滋味。

另一方面，互联网造就了张朝阳、丁磊这些新贵，互联网开始发芽，并逐渐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们随后爆发，BAT霸业初成。

2008年、2012年

事情在2008年之后起了很大的变化，无数的屌丝青年突然发现，逆袭越来越难。

这一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一个拐点，整个经济领域都缺乏新引擎。

民间经济的活力开始下降，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过越紧，风光不再。

我身边的社会精英，则在房贷、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结结实实感受到生活之重。

更要命的是，职场上留给刚毕业小鲜肉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原因也很简单，起点已经明显不再公平。

这一代年轻人遇到的新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父辈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浮沉，已经进入了不同阶层，当子女辈进入职场之后，父荫和家族的提携，直接决定了自己在职场中的起点和未来。拼爹已经不是公务部门的个别现象，而是泛滥至外企和民企的普遍现象。

换而言之，普遍存在的起点不公平，使得高考（科举），已经不再是阶层流通的显性通道。

实话实说，2008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是很苦逼的。一方面，北上广深的房价高企，很难想象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工资解决房贷；另一方面，缺乏上升的想象空间，也会让年轻人觉得比较苦闷，没有盼头。

以致到2012年，一个名叫“屌丝”的网络脏词席卷中国，这当然是一种自嘲，承认自己无力回天，认命式自娱，回应这个缺乏光荣与梦想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我们回顾2012，会发现无数公司在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霸业。无论是滴滴、美团、今日头条，还是雷军的小米，都是在这一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这一轮的财富效应或曰“风口”，屌丝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前方看到了一丝亮色。

当高考不再成为唯一的阶层上升通道时，另一道大门被打开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通道，是一个纯粹市场化，起点也很公平的崭新阶梯。

就像高考一样，勤奋是创业的前提

勤奋怎么可能无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中产，哪个阶层不是勤勤恳恳，而对于底层，勤奋更是最后的资本，如果将之抛弃，就真得认命了。

所谓“勤奋无用”无非指一个人努力了半天，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时候，当事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的方法，看自己是不是在蛮干，如果是在蛮干，再努力也不会成功。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后说根本就不该走路。

再者，宣扬“底层只能认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因为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预言往往会成真。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这辈子属于底层，他将从此自暴自弃，一定会成为底层，甚至将这种心态传染给子女，从而世代贫穷。

而一个底层青年如果认定自己不属于底层，他就会想办法脱离底层，只要能找到正确方法，他一定能脱离底层，实现阶级跨越。

宗庆后出身于一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小职员家庭，中考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无法报考师范学校，从此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卖煮红薯和爆米花。但宗庆后始终不认为自己命该如此，1987年，42岁的他承包了一家严重亏损的校办企业，之后努力经营，建立了娃哈哈集团，并三度成为“中国首富”。

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小时候家里很穷，14岁辍学放牛，15岁跟着父亲卖水果、贩烟丝，是一个苦闷的底层青年。但他不认命，四处寻找机会，并勇于行动，结果到1975年就积累了6万多元，那时候连“文革”都没有结束！改革开放后，他又创立福耀集团，生产出享誉世界的汽车玻璃。截至2016年底，他累计交税127亿元，捐款高达80亿元。

像宗庆后、曹德旺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逆袭成功的创业者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代都有。有种观念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是逆袭的好时候，现在留给底层的创业机会已经很少了，而事实是，现在的投资环境和市场需求都比前30年更好，更有利于创业。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贫穷面前表现得颓废和软弱。

创业就是把人证券化

如今，创业成为一个全民现象，于是在认知上也出现了极端现象。

一种是年轻人容易把创业想象成暴富的捷径，看到无数的财富神话之后，总觉得自己也是不可一世，各种咖啡馆都能听到估值、VC这些江湖黑话，而实际上第一次创业的成功率不会超过10%。

一种是老人心态总觉得创业就是不靠谱，还是在大公司呆着安心，却忽视了今天的安全区就是明天的危险区，温水煮青蛙的心态，会导致在信息和产业快速迭代的今天，个人很快就会失去竞争力。

实际上，做成一家百亿美金的上市公司，永远是运气成分居多。但如今在传统经济见顶，新经济和产业升级机会层出不穷的年代里，机会仍然相当之多。

就我个人的理解，创业的本质是投资自己，把创业者个人的专业技能和人脉资源证券化。在创业公司股权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之后，创业者的个人财务问题会很容易解决，这比在大公司打工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

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

现在，我们大约可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高考（科举），大约只能让年轻人勉强组建小康之家，但随着上代人权力和资本的积累，后续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第二，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而且这个通道并不会随着互联网红利的消失而消失。

最后，顺便反驳一下两个关于创业的流行论调。

其一，有人说，现在是资本寒冬，创业就是泡沫。

就我个人感受，所谓的资本寒冬，只是在B轮、C轮这些亿元级投资比较受影响，而在天使和A轮阶段的公司，这种效应并不明显。我或者朋友参与的公司，几乎全部完成融资，或者自己有足够的收入根本不需要融资。

当然，创业肯定是一个九死一生，成功率极低的行当，要知道王兴、张一鸣这些人，以及更早的马云、马化腾也都不是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如何理性的认识创业，学习创业的方法论，是另外一个话题。总而言之，逆袭很难，但总好过没有逆袭的机会。

其二，有人说，创业是政府在推卸就业责任，互联网泡沫已经到头了。

其实就业这个问题本来就跟政府没半毛钱关系。宏观经济固然在下降通道，政府鼓励创业也有确然有解决就业的动机，但从大的经济基本面看，传统经济的饱和，以及互联网、消费升级引领了新经济空间，就基本确立了创业成为这一代青年精英的上升通道。

事实上目前仍然是资本过剩，全球范围内优良资产都匮乏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精英在新经济领域创造全新的产品，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实在是时势推动的必然。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存量不动，用增量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从1978年小岗村的农业试验，到2015年互联网金融的网开一面，都是这种“试点经济”的现实实践。只是今天的变革者，不需要像小岗村的农民那样，提着人头谈改革。

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中，存量的传统经济领域，利益格局很难撼动，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收窄。而增量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包括金融、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都在逐渐释放政策红利，里面依然孕育着大量的创业机会，上述每一个领域都是万亿级的市场。

可以想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领域的创业红利都会当作一种隐形的国民福利交给一代代的青年精英。他们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驱动着各种经济引擎，为社会带来活力，让国家更为健康。

让青年精英对国家和未来保有希望，类似科举制度留给古代士子的机会，这是政治未能开放之时，留给这一代年轻人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

很多人认识到了时代的巨变，也想成为新世界的一员，但却表示客观环境对自身非常不利，没有办法实现逆袭。主要的抱怨有两种：

一种抱怨是老一代企业家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初期，只要胆子大、敢创业，很容易成功，因为竞争少，而现在是大众创业，竞争者到处都是，要想胜出极其困难。

这种说法听上去有道理，但却不是事实。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在绝对数量上或许比现在的少，但那时候的需求和投资也少，而且竞争者不见得更少。比如80年代末，许连捷依靠安乐卫生巾在行业内迅速出头，结果刺激全国出现了四五千家卫生巾厂，花王、金佰利、强生等跨国巨头也趁势进入中国，许连捷面临的竞争压力陡增。追涨杀跌是人的本性，稍微赚钱的行业都会涌入大量竞争者，一个创业者能不能胜出取决于自身实力，而非竞争者的数量。

此外，老一代企业家所面临的    竞争环境比现在的要糟糕得多，有时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1980年，鲁冠球带队参加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推销自己生产的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器——万向节。不料，他们却因为“乡镇企业”的身份被拒之门外。但鲁冠球没有抱怨，而是在会场外摆起摊位，同时派人到会场内打探消息，对比别家产品和自家产品，分析客户心理。后来他发现客户对价格很敏感，便以低于场内20%的价格出货，一举斩获210万元大单。

不公平竞争还是小事，有时还要面临无端的法律风险。1986年，曹德旺与福清高山镇政府合办的异形玻璃厂生意红火，但曹德旺却因此陷入到一场官司。当时，镇领导班子里的一些人举报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而且“十分严重”。这些人被性情耿介的曹德旺得罪过，非要告倒曹德旺，他们先是在镇政府告，不成又告到福州市，不成再告到福建省、中纪委，最后被北京的领导大吼“胡闹”！

今天的创业者基本不用再面临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和法律风险，只需要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并且中国市场的竞争没有媒体鼓吹的那么激烈：一方面，我们的市场体量巨大；另一方面，很多行业几乎没有展开真正的竞争，都在扎堆做那些最低端、最容易的活计，有一些行业甚至还在靠忽悠赚钱。创业者应该致力提升行业竞争水准，实现消费升级，而不是抱怨低端竞争者太多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也面临一代人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每一代创业者的生命主题。试想，假如鲁冠球当年灰心丧气地退出展会，假如曹德旺当年打完官司后甩手不干了，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另一种抱怨是当前经济形势不好，“资本寒冬”已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恶化了外贸环境，国内楼市的暴涨则挤压了实业投资，并推高了各项成本……总之，生意没法做了。

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地方。”当前的经济形势当然不好，但它不是对你一个人不好，对你的竞争对手也不好，而这种不好的经济形势会帮助你淘汰大量竞争对手，使行业内各要素（人力、设备等）的价格大幅下降，使你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创业者唯一要担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而不是经济形势好不好。经济形势再好，也有破落户，经济形势再不好，也有成功者，就算打起仗来，也是有本事的当将军，没本事的当炮灰。对于个体而言，任何时代都有逆袭的机会，关键看你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现在广大农村已经普及智能手机，一个农村青年完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与城市青年，乃至富二代完全相同的资讯。问题在于，这些青年在用智能手机干什么，是看娱乐、八卦、玄幻小说，还是在学习财经、专业，提升自我。

当下，一个底层青年改变命运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逆袭”不等于从最底层到最上层，马云就不是。成为巨富之前，马云是一个中产，他在杭州市长大，年轻时去过澳大利亚和美国，创业之前已经买房，也就是著名的湖畔花园公寓，创办阿里时，他自筹5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积累了一些政商人脉。

一个底层青年不应该幻想一步登天，而应该让自己首先成为一名中产或小企业主，然后再向更高的阶层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