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最后传人离世了：比肩宗庆后，从荒野中建起大厂，经历被写进小学课本

2002年，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三人被评为杭州杰出企业家。

发布会上，鲁冠球说“要造一座汽车城，为每位杭州市民造一辆汽车”，宗庆后说“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冯根生说“那些离我太遥远，我只想好好休息”。

时过境迁，鲁冠球造出了汽车，宗庆后问鼎过全国首富，冯根生却于今天凌晨驾鹤西去。

生前，他曾说自己没有夕阳红，“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外人则称“他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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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冯根生生于杭州，祖父、父亲都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老药工。

1949年，小学毕业的第四天，冯根生也去胡庆余堂做了学徒。

穿上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长衫，冯根生站到了药堂的门口，一块写着“江南药王”四个大字的牌匾下。

祖母反复叮嘱他：穷要穷得有志气，老板给你的钱拿着，别的一分也不能拿。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多做积德的事，能帮人尽量帮人，千万不可做缺德害人的事。

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实践这段话。

解放前，胡庆余堂一年只收一个学徒。解放后，学徒制取消，冯根生由此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也是胡雪岩的最后传人。

3年学徒期间，冯根生将两千多种药材的药性、配对、功效烂熟于胸，其药到病除在杭州有口皆碑。后来，他学徒时的故事，被收录进了浙江的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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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余堂收归国有后，冯根生成了体制内的员工。1972年，胡庆余堂一分为二，市区原厂更名杭州中药厂，西郊桃源岭下的作坊升级为杭州中药二厂。

说是二厂，实际是一座破庙，走几步便是坟地。够做厂长级别的干部中没人愿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好事”破格落在了只是车间主任的冯根生头上。

一片荒凉中，冯根生走马上任。时值十年动荡，刚上任2小时，他便被“挂牌”为“走资派”，接受批斗。

冯根生说，我又没走，算个什么走资派，但当时，谁家的工厂还在冒烟，谁家就是“走资派”。

即便这样，冯根生也不放弃，一边抓生产，一边被教育。生产好了，他给职工多发3块钱奖金，然后又因“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被再教育。

即便这样，冯根生也不觉得苦，反而斗志昂扬，他的内心有一团火。

第一次召集工人开会时，他就叉着腰告诉大家说，要在“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话音未落，工人们哄堂大笑。

说笑完毕，荒郊野岭，他开始热火朝天。不久，破庙变成了厂房，土路变成了公路，再过不久，这里成了一片蔚为壮观的中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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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是国企，但一出生便被扔进了市场的大潮里。冯根生上任时，厂里没有一分钱现金，他向政府借了5000块才发出工资。

如何自力更生，甚至做得更好？

冯根生的答案是，找能人，一起干。

于是，他大胆延揽当时大家避之不及的“臭老九”，费尽心思从全国各处请知识分子。

现北京振国肿瘤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国，当年因为身份屡遭排挤。受命到杭州搞医药工业调查时，他来到了冯根生的二厂。冯根生看上了他的才华和研究项目，当即“献媚”不止，亲自陪同游览西湖，还当场提出安排住房、安排配偶工作、安排单独实验室，安排几名助手等一系列优越条件。

思考再三，王振国婉拒了冯根生的好意。熟料冯根生却说：即使你不来，需要钱就吱一声，我们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中药。

这句话令王振国至今感叹冯根生的气魄和远见。

对于费尽心思挖人才、用人才，冯根生的解释是：旧社会有人发国难财，我现在也是在发财，为咱们社会主义发人才之财！

带着这样的信念，冯根生在那个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网罗了一大批医药专才，还招来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和医药不沾边的人才，构成了二厂后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国企之一的基石。

1982年，二厂工业总产值跃升至全国业内第7位，固定资产增加了10倍，员工人数增加的5倍，被国家医药管理局列为行业样板厂。

“十年内建成国内一流的中药厂”的“笑话”，转眼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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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认为，二厂真正实现原始积累，是在开始搞改革开放试点工作的1984年。

是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组织人去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学习，这是当时最出名的合资企业，效益很好。

回浙后，厉德鑫要求大家向福日学习，冯根生听完后说：要学习，得放权，我们全部实行合同制，可不可以？

当时，全中国都没有一家全部合同制的企业，但冯根生的斗胆要求得到了厉德鑫的首肯，二厂由此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

这一改变一度在杭州引发了强烈争议，原因在于相较之前，合同制过于“严苛”。按照新规定，厂方有辞退权，迟到一次罚款10块，3次迟到算旷工，3天旷工除名、解除合同，而当时工人的普遍工资才50多块。

有人质问冯根生，“你有政策根据吗”，他回答说，“没有，就是觉得不这样改革，企业没法发展！”

严格的同时，冯根生也有爱。这就是他闻名的一严二爱论。当时二厂没有厂车接送，雨雪天或是带小孩的女员工，难免迟到，迟到就要罚款，怎么办？冯根生开出的方案是：咱们现在不讲条件抓紧干，3年内一定全部大巴接送，让大家享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大巴接送像是天方夜谭，但冯根生兑现了承诺。“一严二爱”间，二厂效益突飞猛进。

1983年，二厂营收2400万，利税300万。合同制后，到了1988年，其营业额猛增至1.7亿，成了中国2000多家中药厂里，突破亿元大关的第一家。

出于这样的成绩，1988年，冯根生当选首批“全国优秀企业家”——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而言，荣誉几乎是为商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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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有句名言：“以权谋公，胆子大点没关系；以权谋私，胆子要越小越好。”

为了二厂的发展，他时常大刀阔斧，甚至跨红线、越雷池。

1989年，国家提出整顿国有大中型企业，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国有企业的规模开始萎缩。巨大冲击下，二厂的营收跌至不足1亿，利税更从头年的2700万跌倒500万。

节骨眼上，冯根生又接到了工厂自营出口被取消的通知，“国内市场走下坡路，国外又出不去，这不是要命吗？”眼看着订单化为乌有，营收持续下滑，他决定破釜沉舟，改制自救，将二厂变为合资企业。

一番运作后，他和泰国正大集团走到一起，而且打破一般合资的惯例，提出两个要求：一是集团不合，保留母体，二是从新评估药厂总资产。还有一点，他希望正大可以占大股，也就是控股合资公司。

正大同意了这些安排，也提了个要求，冯根生得属于合资公司。

冯根生所谓的“集团不合”的集团，是他的一个高招，也是他凭空捏造的一个产物。具体手法是，在二厂之上成立一个新国企——中国青春宝集团，把二厂的品牌，产品秘方和有形资产分开装入集团，然后转身用青春宝集团旗下的二厂实体，来跟正大合资成立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这样做的好处是，二厂原有的品牌、产品秘方不用装入合资公司，可以保护下来，而且确保二厂的利润仍然属于国家所有。

保住了这个，冯根生便可以放心让正大控股，而正大控股后，从某些方面而言，他也可以摇身一变，多拥有一个外资的身份，得以在市场和政策中，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这是一个高明的安排，但高明之外，冯根生还配套着精明。

合资时，二厂账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但冯根生据理力争，未入账的土地开发费、新品开发费，甚至绿化雕塑费也要全部纳入评估范围。

最终，账面净资产不足5000万的二厂被评估出了1.28亿的价值，正大集团收购总资产的60%，余下的40%仍作为国有资产投资，按比例分取利润。

大胆“以权谋公”谈合资期间，冯根生还收到了国外财团的邀约——有马来西亚老板请他过去做中药，仅安家费就给百万美元。

但他一口拒绝，说“那是出卖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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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后，青春宝集团实现飞速发展。1996年，冯根生还做了件大事情：收购胡庆余堂。

彼时，胡庆余堂已经病入膏肓，累计债务9500万元，年贷款的利息就有1000多万，但年营收只有5000万。是年10月，杭州市政府作出决定，让冯根生负责救火。

合并这样一家企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对于步入晚年、珍惜名声的冯根生而言则风险更大，但他依旧接了手。

兼并后的第一次大会上，冯根生说：“风险大我清楚，可是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国民族药业脸面的，号称江南药王，结果却关门倒灶，外人会笑掉大牙。为了中药业的，我得拼一拼老命，还管自己什么名声。”

最终，他如愿拯救了这个民族品牌，兼并后的第一年，胡庆余堂就扭亏为盈，实现营收1亿元，创利税1100多万元。2014年，胡庆余堂的年营收突破10亿。

2000年，冯根生就曾提交辞职报告，但直到2009年才批复下来，此时的他已是76岁的高龄。

因此，冯根生称自己没有“夕阳红”，他每天7点半上班，6点半下班，周末没有休息，“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

即便退休后，他依旧每天早早来到公司，背着手慢笃笃巡视一遍厂区，看见举止懒散的工人，他会蹙紧眉头，看见员工开着私家车上班，他打心底开心。

冯离世前，马云曾去医院看望，称冯根生给予了浙商很大的精神支持。

今日上午，得知冯根生去世的消息后，马云在浙商总会理事微信群写道：“冯董事长是江南药王，也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我的榜样。他不仅把中医药发扬光大，而且他自己也是一味改革的猛药，他的勇气、远见和担当，是我们浙商的经典代表。在我早期创业时，他还几次指导、鼓励过我。冯董事长，一路走好。”

改成开放是一条摸石头过河的路，期间有人“溺亡”，有人入狱，功成名就者只是少数。

作为后者中最耀眼的人之一，冯根生的过河路并非一路平坦。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加强对国企领导人的关注，但方法却不太对，其中一个后来被认为是玩笑的举措就是，推出国企厂长考试制度。

1990年的某天，冯根生的桌上又放进了几张考试通知，“中药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知识考试”、“企业税法教育考试”等等，一个比一个麻烦。

最终，这些考试把冯根生惹怒了：即便把我的厂长免掉，我也不考。成绩是做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厂长应该集中精力搞管理、搞创新。“为什么民营企业万向集团发展那么快、那么大？鲁冠球从来没有人去考他。”

然后，他真的罢考了，爱咋地咋地。

他的言论被媒体广泛传播，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不久后，“厂长考试”取消，全国的厂长纷纷给冯根生寄来感谢信，称其讲了大家不敢讲的话。

“树大不仅招风，树大也抗风的。”冯根生说。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曾评价冯根生说，“他不甘碌碌无为的冲头脾性，在体制变革中扮演了‘出头鸟’的角色。”

而冯根生对于“出头鸟”却有一个别样的解读：只要保护好心脏（没有私心），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飞得快、飞得高，飞出枪的射程之外，就没事了。

“没有私心”，正是冯根生给自己牢牢竖起的一把保护伞。他70年代出名，80年代享誉全国，1999年，一家三代人还住在一间只有69平方米的屋子里。厂里的分房机会，奖金等等，他都让给了其他人。

打铁还须自身硬，自己硬了，你不小心得罪了人，想整你的人就不容易抓到把柄。

但没有私心、没有把柄，不代表就一定安全，尤其在法治与人治并行的环境里。冯根生对此深有体会：“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冒险、要得罪人，特别是站在风口浪尖的，哪里会不得罪人？”

既如此，怎么办？

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冯氏生存和发展智慧派上了用场。

冯根生胆子大，但他从来不会盲目蛮干。每个冒险的背后，都有他对大势和人情的研判与关切。

他认为，好的企业家一定要懂政治，经营管理中时刻都有政治。被外界解读为胆大的他，每一次冒险、趟雷，事实上都在政治大势的安全之内。

他做了很多次先行者，打破诸多禁锢和束缚，这些行为颠覆了地方的传统甚至政策，但却都是跟在中央政策大势之后。

如用越雷池一步来形容，冯根生是越雷池半步的人。比地方快半步，但永远不会走到党的政策之外。“许多国企领导人对形势的敏感不够，其实中央精神就已经告诉你可以怎样跟上形势的发展，你错过了就错了。”这是他的总结和体会。

除了政策安全，冯根生也是个讲究做人艺术的人。

不像很多只管做事、不管为人，甚至因为劳苦功高而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的改革派和实干派企业家，冯根生与很多领导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就是一个例子。不少关键时刻，他们都支持甚至保护过冯根生。

“马胜利为什么免掉，就是得罪了当地轻工局领导。佳木斯造纸厂，全国最大的造纸厂，1年的利润那时候就3亿元，孟祥海得罪了当地领导，说免就免掉了，这个教训还少吗？我为什么没有免掉，亏得当时的厉书记、现在的领导们支持我。”

“厉书记以及现在的领导们”为什么会支持一个经常在工作上出难题，甚至唱反调的冯根生，这里面的学问，值得深思。

会做事，还得会做人，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

遗憾的是，从古至今，无数英雄好汉都倒在了这句话上。

有才华的人脾气大，为人桀骜，国企经营者中做出成绩后看不起官员，四处树敌的大有人在。北有孟祥海，南有李经纬，一代企业家们吃过太多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