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特工2》不仅丢掉了英伦小优雅，还将自己“画地为牢”

马修·沃恩深知如何增加人们对一部电影的好感——那就是再拍一部不那么精彩的续集。

乘兴而去，非但没有爱上续集，反而在食物黑名单里增加了一项“人肉汉堡”。在丢弃了英伦绅士的逼格之后，攀上美国亲家威士忌特工的《王牌特工2》显得不伦不类。而第一部有的放矢的暴力美学，在续作中直接发酵成了暴力丑学：尽管仍有出色镜头，但与情节的搭配貌合神离。

而文戏的全面失控，更加让人在中后段如坐针毡。干杯喝威士忌为亡者祭奠的煽情和笑点，显得不合时宜，而直接在最后将所有的锅甩给美国总统，既保证了英美一家亲的政治正确，又掩盖了影片令人糟心的后冷战思维。

暴力丑学练成记

沃恩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王牌特工: 特工学院》能和邦德系列及其他超级英雄系列竞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的暴力美学展开 ( The only way I think we could compete with Bond and all these bigfranchises was to do really full on violent choreo-graphed action )。暴力的展开是沃恩想要超越其他间谍片的关键。

暴力美学的运用，在第一部可谓淋漓尽致。第一任兰斯洛特在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般地解决掉雪山小木屋里的敌人后，屈膝半蹲双手枪的动作与封建领主向国王宣誓效忠 ( 以提供骑士为国王服务) 的场景极其相似。

封建领主宣誓服从的仪式是 “领主屈膝跪下，双手合掌高举，国王一双手紧握对方的手，领主随即宣誓自己今后是国王的人马，誓言效命于他”。

因此，兰斯洛特的动作既充满仪式感，也符合他在剧中的身份。同时，哈特在小酒馆与找艾格西麻烦的街头小混混先礼后兵的一场戏也体现了暴力的仪式化。正如哈特所说 “无礼，无以立也” ( Manners maketh man) ，教导不知礼的年轻人学习如何以礼待人时，如果道理说不通，暴力不失为无奈之下的良方。

而在《黄金圈》中，暴力如一头脱缰野马失去了控制。无论是毒品母夜叉的人肉汉堡和机器狗，还是迪斯科病人关押的集中营，抑或雪山飙车为孤寡度假老人解决便秘问题，都出现与文戏脱节的崩溃感。

第一部为了不引喻失义，戏仿了不少间谍片：

裁缝店作为间谍机构的门面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电视剧 《秘密特工》。女杀手 Gazelle 用锋利刀刃做的假肢模仿昆汀《恐怖星球》 中的机枪女。艾格西小狗的名字 J. B. 引发亚瑟对James Bond ( 邦德) 、Jason Bourne( 《伯恩的身份》 的主角) 的猜想，而艾格西告诉他 J.B. 是 Jack Bauer ( 美剧 《24 小时》的主角) 的缩写。对 007 系列的致敬还出现在影片中的雪山场景和鞋子中的带毒匕首，它们分别出自《女王密使》和 《来自俄国的爱情》。

第二部《黄金圈》更多时候是在圆第一部的缺和梗，仿佛在夸耀：你看，老子的第一部拍得多好！而科林叔的回归固然让人欣喜，却被薄弱而混乱的情节冲淡。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只是源于偶然的选择，而非掌握了必然的规律。显然导演正是如此。他把之前“幸好没用到的俗套烂梗”又敝帚自珍的全部捡回来。无意义的血腥，带给观众的只能是暴力丑学。

暴力丑学表面上弱化或者摒弃了社会劝诫或道德审判，但实质是一种把责任甩给观众的电影观。对于掩藏在暴力之下的诸多问题，如特工该不该侵入敌人阴道安装追踪器、毒品是否应该全面合法化、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问题，《黄金圈》都未能解决或者引导。

谁是爸爸？父性话语的重建与崩坏

后冷战时代，死灰复燃的间谍片，看似沿用了冷战间谍片特工深入虎穴摸清敌情步步为营的叙事迷局，但是核心的戏剧冲突却不得不被转移———冷战间谍片的敌我冲突，在后冷战时代不约而同地转换为上司与下属的矛盾：

如《碟中谍 1》中主人公面临的大反派是其上司吉姆，《谍影重重》系列大反派是招募伯恩进间谍组织并培养他成为“绊脚石”计划特工的领导，《特工绍特》反派与《谍影重重》系列反派如出一辙，也是招募并培养绍特的上司。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家盖棺定论，认为上司与下属的冲突是后冷战叙事的标志时，《王牌特工》两部却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

这部电影与其他间谍片一样，故事开始，主人公的父亲就去世了，而后他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去世陷入混乱。街头恶霸侵入他的家庭，他的反抗是飞蛾扑火般的瞎逞能。在对抗无果之后，他拨通了父亲同事在其父亲去世时留下的电话号码。这个曾经与父亲共事的男人果然出现，将他带离困境，同时把他带入神秘特工组织，训练他成为特工的一员，同时也灌输了他新的人生价值观。

但和其他间谍片不同的是，这部影片并没有走向主人公的反抗，恰恰相反，在其上司去世之后，主人公遵循并履行了上司的遗志。电影最后有意设置主人公在小酒馆痛打小流氓的片段———这个片段是对此前其上司痛打流氓的戏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在间谍片不留余力地描绘主人公与上司的关系时，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主角们不约而同全都来自丧父家庭。

邦德的家庭出身在 007 电影中一直未被涉及，直到最新的《007：大破天幕杀机》电影才揭开了邦德的特工之路———他是一个孤儿。此后，《碟中谍》的伊森，《谍影重重》的伯恩，《特工绍特》的绍特，《王牌特工》的主角无一不是无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是无父的同时，这些间谍电影都让他们的上司，不仅给他们安排工作，同时还负责他们的人格养成，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父权的角色。

在《王牌特工》中，电影还有意设置了主人公父亲死后，其后来的上司来到他家，告知他以后有问题可以找自己。这一系列的情节设计无一不在表明，这些上司，其实就是被替换了的“父亲”形象。

从这个角度看后冷战间谍片的上司与主角关系的演变，其实质是“父性话语”由解构再到重建的过程。这当然也解释了导演为何在《黄金圈》中安排了大量为科林叔找回忆的戏份，没有“父亲”的指引，“儿子”啥都办不成。

都是美国人的锅

以《王牌特工》和《碟中谍5》为代表，间谍电影出现了一个重要创新——“苏联”的符号形象终于不再出现。

冷战时期的反派形象，自然就是苏俄间谍。而后冷战间谍片虽然反派不再是苏俄间谍，戏剧冲突也不再围绕苏俄与西方国家意志，但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苏联”这个冷战符号参与到叙事中。

马修·沃恩大概对美国左派深恶痛绝，否则《黄金圈》中不会充斥着全民迪斯科的美国人、粗鄙的威士忌制造商、面慈心恶的政治掮客、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黄金圈孙二娘、以及一个含泪背下所有锅的美国总统。

需要注意到的是，《黄金圈》虽打着救世的旗号，但特工们施展拳脚的主战场实际集中在全美。美国总统身边的秘书在罹患病毒时的吐槽，可视作马修·沃恩隔着屏幕的现身说法：

“我全年无休的为您工作，没有兴奋剂的支持怎能继续？问题和我之前说的一样严峻，毒瘾存在于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两部《王牌特工》中，英国人所面对的敌人都是美国人。电影屡次通过细节的设置强调美国对手作为消费文化能指的身份———他热衷智能产品的开发，在宴请友人的时候端上来的是美国快餐麦当劳，热爱聒噪的流行音乐等等。

与此相对的，是主角英国特工崇尚的复古审美———雨伞、西装、牛津鞋、复古武器，无一不彰显着前工业时代的审美取向。

和这种文化冲突相匹配的，是《王牌特工》的特工组织，第一次不再依附于国家政府机构，甚至为了表明这种极端态度，连美国总统也被设置成掉进美国孙二娘陷阱的背锅侠。

英国人绅士有礼，美国人喝酒爆粗，饶有趣味的《王牌特工》系列呈现了倾向明显的英美国别叙事。但这种对于美国左派的嘲讽又是虎头蛇尾的，马修·沃恩不得不将所有的批判性最后都集中在反派头目和美国总统身上。

阴道、威士忌、人肉汉堡。在后冷战时代间谍片中别具一格的《王牌特工》，在丢掉了英伦的小优雅后，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和话语权的流失，唯一能做的就是如第二部这般“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