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价值医疗(Value-based Medicine/Health-care)概念正在全球范围内提倡。这个概念是指如何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卫生经济学家将其称为“最高性价比的医疗”,倡导从传统医疗服务转型为“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PCIC)”,实现供给侧(医疗机构与厂家)与需求侧(患者与健康人群)利益的平衡。
价值医疗的核心是“以患者为中心”。某种程度上患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他也应该以自我为中心。患者关心的不是制度是什么样或者落地的政策是什么样,他关心的是作为患者,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中国正在为价值医疗做好准备
当然,中国正在向着“价值医疗”的方向前进,而且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医疗体系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意味着我们正在为价值医疗体系做好准备。
推行价值医疗有两大方面值得关注:提高药物的市场准入;建设多层次支付和保障体系。
今年10月8日,《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出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朝着“价值医疗”的方向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44号文),也给行业带来了积极的信号和影响。从这些举措中,业界看到我们正在逐步加快锐意改革的步伐。
我在中国多年的经验是,一旦政府确定了一个方向很快就会实现,而且常常要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当然可能从患者的角度来讲,总觉得还不够快。
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改革中,我们确实看到了积极的变化,我相信在价值医疗体系的其它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变化逐步发生。
在支付和保障体系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进展。今年,国家医保目录进行了更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公布的44个药品谈判品种36进8出,其中15个品种为肿瘤治疗药物。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医保目录的更新上,主管部门和制药企业进行磋商,这是非常积极的进展,给高价值创新药物进入医保提供了一个探讨的路径。
国家医保目录更新,制药企业被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讨论,这是第一步。不管从患者的角度,从医疗费用支付方的角度,从制药企业的角度,所有各方都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价值医疗体系。
业界希望医保目录更新的频率可以增加,人社部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在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寻求一个更好的机制根据需要进行持续、快速的更新。
各方都在努力,从就一个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到最后实施还要有一定的时间,也需要跨部门合作。比如这项提议涉及国家卫生计生委、人社部、财政部等等各方,只要各部委协调合作,我们应该会看到价值医疗的逐步落地。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中,国家医保目录仍然是支付和保障体系的骨干和核心,但是商业健康险也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只是目前,商业健康险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不是完全清晰。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些商业保险企业交换意见,加深相互的了解。
我们希望,包括医保、商业健康险、医疗服务提供方(医院)、制药企业,能够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基于价值医疗的多层次支付和保障体系的建设。
目前,这确实还是在进程中的事业。
药物评价应临床疗效与经济效益并重
推行价值医疗,在医疗服务领域确实面临一些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即是观念的转变。
过去,大家常常是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一般讲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医院,所以医疗体系常常是围绕医院运营管理为核心运转。在传统的以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系中,医院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就像一座座孤岛,大家各自为战。
但是,现在提倡要打造价值医疗体系,就需要把医疗体系调转方向,要从患者的角度来构建。对患者而言,他最关心的不是我要去什么科室,而是我的疾病该如何得到治疗,这才是我们要去实现的。“以患者为中心”需要实行跨学科的合作。
其实在制药企业中,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观念转变。我们过去都是以产品为中心,药企各个部门单独作战,现在必须“以患者为中心”,就一定要实现跨部门跨职能的协同合作。
而价值医疗更重要的原则是客观地对药物进行评价。我们要通过经济效益的评估量化创新药物的回报,确定一个创新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整体的药物经济学评估。
评估一个药物时,第一要看临床疗效的评估。一个创新药和现有的标准疗法相比,是否对患者的疗效有明显的改善;第二是全面的经济效益评估。我们知道纳入一些新药,医保的费用会增高。但是,在进行药物经济效益评估时,单看药价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大家觉得药物价格高,势必就是意味着费用更高;但是事实上,如果使用了有更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可以节省其它方面的医疗保健开支,比如节省住院费用,减少复杂并发症的发生及其相应的治疗费用,特别是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使其有更多时间为经济做出贡献。
正如之前提及的,在药物可及性上有两个方面可以考虑。一个是提高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频率,第二是进一步深化药物经济学评估改革,在评估药物的时候既考虑到临床疗效的提升,也有全面的药物经济效益的评估。
药物定价应该同时考量临床疗效和经济效益。如果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定价,这个价格也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并且医保应该支持报销的价格。
2020年后 价值医疗驱动增长
价值医疗体系对制药企业而言更多意味着机遇。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强化创新引领作用,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要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体,就要靠创新驱动。
从GDP总量来讲,中国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兴市场或者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但从人均GDP视角看,中国依然算是新兴经济体。在制药行业,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新常态”,大家越来越注重创新驱动,愿意在研发上投资。我们也看到政府出台多种政策鼓励这样的转变,尤其是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体现出的勇气以及力量是很少有国家可以具备的,因为这相当于重新打造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当然,也有说法称,中国越来越趋向于一个成熟的医药市场,意味着跨国药企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的确,中国医药市场的增长放缓了。几年前,中国医药市场是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当时的中国,医药需求非常巨大,而且有巨大的医药需求缺口,一些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所以当时市场发展特别快,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能达到2位数的增长,现在增长大概在年均6%到7%的增长速度。
不过,我们必须要分析的是,当下中国医药市场上绝大部分药物都属于专利过期药物和仿制药。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国家通过多种政策不断提高仿制药的质量。假以时日,仿制药质量不断提高,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影响到价格。
我认为2020年过后,也就是说3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医药市场重新出现高速增长。这新一轮的增长是由高价值药物所推动的。现在,有一些创新药物正在进行审批或者即将获得审批,同时药物的可及性也会得到改善。因此,我认为尽管传统药物的增长会放缓,但是2020年之后我们会看到新一轮由高价值药物所推动的增长。
我们在制定中国的研发计划时,会重点关注目前中国患者迫切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优先进行研发考虑,比如在肺癌、肝癌和胃癌领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要在中国做好研发工作。针对免疫肿瘤(I-O)治疗药物nivolumab(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我们在中国共提出了17项临床试验申请,就是在包括肺癌、肝癌、胃癌等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领域进行研发,这也意味着我们这款药物可以治疗多种肿瘤疾病。
实现价值医疗,我们也尝试在丙肝药物上按照疗效来付费。尽管因为肿瘤疾病更加复杂,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简单地复制在丙肝药物上的尝试,但是我们会不遗余力为多方多层次的支付体系做出我们的贡献,比如与医保支付方、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来降低患者的负担。只是这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做一个让患者和医生易懂、而且简单可行的方案。
百时美施贵宝是世界上第一家将免疫肿瘤(I-O)治疗药物推向市场的企业。在中国,我们是第一个在中国上市全口服直接抗病毒(DAA)药物治疗丙肝的企业,也是第一个在免疫肿瘤(I-O)治疗领域提出生物制品许可证申请(BLA)的企业。CFDA于今年10月27日受理了我们提出的针对nivolumab在中国的上市申请。
我们有意愿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投入,打造相应的能力去满足价值医疗的需求。
(林泰慷系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总裁、本报记者汪晓慧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