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一万花销一千！是谁在挤压年轻人的消费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似乎比从前更愿意消费了，特别是当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剧情频频上演时，更多的人急于张开双臂去拥抱消费升级新时代。

然而，有这样一大群人， “月入一万，花销一千”。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绝不是个例。这恰恰是当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的缩影。

持续上行的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是什么原因，让年纪轻轻且月收入不低的人们去承受节衣缩食的窘迫？

负债！

以大城市举例，诸多机会与巨大的发展空间，吸引着无数年轻人的涌入，但高企的房价让年轻人买房不得不背负起巨额债务。

数据显示，参与负债的城市家庭年龄大体上呈驼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家庭，而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与30-44岁中年人群的负债参与率接近，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见下图）。这也反映出，年轻人群已经成为负债一族的主要成员。

衡量居民负债情况，有一个业内熟知的指标叫居民杠杆率，用以表征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下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47.4%，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个百分点，这也高于国际上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

账面上的信息或许还无法完全反映出真实情况。根据海通证券姜超的测算结果，倘若考虑到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于2017年7月突破了53%；如果按照当前速度扩张，到2017年底就将达到56%左右，这与不少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已经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往往不是几个月就能还清的，大多都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房产按揭还款的期限一般为10-30年）。数据显示，来自居民部门的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一直高于短期贷款，且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二者差距有明显的加大趋势，中长期贷款占比一度达到94.9%。近期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虽然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70%以上（见下图）。

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之所以会呈现上述情况，究其根本，是因为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当房价“一年翻一番，五年乘以三”的剧情在各地上演的时候，现实的压力让一大群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继续燃烧青春的激情，就早早地投身于买房大业之中，因为他们预期“如果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由此也背负了一身的长期巨额债务。

债务逼近收入，抑制居民消费水平

当然，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仍称不上高，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距离85%的债务阈值更是相去甚远。为此，有些专家学者公然表达了对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支持，其理由是：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快速攀升，从170%上升至235%，其中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其杠杆率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相对较低，这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一条“杠杆转移”的新思路，即居民和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同时，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腾出空间。

这样看来，居民加杠杆似乎还有较大上升空间。然而，从另一个维度——债务收入比来看，事实恐怕不甚乐观。

所谓债务收入比，指的是家庭总债务和年收入的比值，相较于居民杠杆率这样的宏观指标，债务收入比更能衡量一个家庭的负担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Wind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时的18.5%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1%。

考虑到上述统计只是来自商业银行的数据，事实上，中国居民不仅仅向银行借贷，还会向父母、亲戚、朋友借款，向大量的小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借款，而这些隐形的杠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由此可见，前文的计算结果实际上很可能低估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这也说明，中国居民加杠杆的空间着实已经不多。

另外，从存贷比的维度来衡量，同样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存款可以反映居民的资产和财富状况，贷款则可以反映负债状况，所以居民存贷比可以衡量举债和偿债能力的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贷款/存款的数值一直呈大幅上行态势，2014年比2008年近乎翻番。海通证券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7月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2%的历史新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水平的日渐走高，加杠杆空间已然不大。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高负债率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按照今天的居民负债程度，如果一个人每月可以支配的收入为10000元，那么他首先需要从中拿出7710元用于还债（如房贷），如此一来，剩下的2000多元钱才是他真实可供日常开支的收入。

读到这里，相信有人要问：眼下不正值消费升级新时代吗？既然这么多人被债务所累，怎么能叫消费升级呢？

诚然，老百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铁一般的事实，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进化也是毋庸置疑，然而，消费升级的热风可能只是吹到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还没有张开双臂拥抱消费升级的实力。

李迅雷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分化日渐加剧，消费升级实际上只发生在3亿中产人士身上，他们才是引发开篇提到的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现象的主要力量。剩下那十亿人，还在负债前行，真真是 “想买不能买才最寂寞”。

高负债让国民经济发展挑战重重

话说回来，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可以刺激内需并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能缓冲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压力和风险，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过度加杠杆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反作用。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债务增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当家庭信贷超过GDP的30%，债务的增加就会开始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持续攀升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论述如下：

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诚如前文所说，过高的债务让无数年轻人有钱不敢花，即便他们收入再高，在巨额债务面前也是枉然。几年前的热播电视剧《蜗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谓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她在剧中的一段台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些收入水平已经位居金字塔中部，而实际上却是“穷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如此可见，“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提升”这一现象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当内需难以进一步刺激时，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否还能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的风险。倘若对其继续放任却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控，一旦风险积累带来“明斯基时刻”的爆发，那结果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该如何控制居民杠杆率？

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居民杠杆率的有效控制。而要控制居民杠杆率——

首先就要改变热点城市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疯狂加杠杆购房，源头就在于过去十多年来形成的房价坚挺、只涨不跌的顽固预期并未得到改观。因此，我们要坚持楼市调控的最终目标，稳住力度不放松，同时也应尽快推出长效机制，打破“政策一松绑、房价即反弹”的楼市不良循环。

其次，要严格防范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针对银监会部署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检查各项内容（即“违法、违规、违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进一步加以规范整改，并有效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部门流动，从而确保系统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最后，作为居民部门成员的我们自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与业务水平。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种种状况：有债的更加从容地还债，没债的更加踏实地消费。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让更多新兴经济业态不断涌现，自然也带来了种种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的新机会。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审时度势，从变革自己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