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问答：信息过剩年代的商业反讽

当云霄之上的航班也终于开放了电子设备使用，无法再从互联网世界下线的人们的“不知情权”，在这一周终于宣告彻底瓦解。

不过，在信息洪流时代之中最后一块“净土”消逝，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特别是在内容创业热土之上的直播问答新风口中，人们比以往都更为急切地想要知道：搜索引擎公司们甚至顺势开发了即时就能够出现答案的搜索神器。

“知道”这件事情本身，被赋予了比以往更直接、更明确的商业价值。如果说类似得到、分答这样的知识付费风口是让用户花钱买知识，直播答题俨然是进一步祛魅知识，甚至给予人们“知识变现”上的平权幻觉。

从火爆程度来看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直播问答显然比此前的任何一个知识新风口都要“更胜一筹”——它提供了更明确的在场感、更简单直接的互动和比较的快感。而这种竞技感激发的是比获得知识更普遍的偏好。有网友说，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求知识……和复活卡。

但如果我们去看直播问答的问题，会发现将其称之为知识，不如称之为信息。“螃蟹有几条腿？”、“‘XX视频’四个字一共有多少笔画？”……这样的问题，不能说它没有价值，但是要强行赋予这样的问答以“知识”概念，多少有些牵强。

美国人大卫申克在《信息烟尘：如何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提出了“信噪比”这一概念：“你日常接触的信息中多少是有用的，多少是无用的？你的信噪比是多少？稀缺的、曾经被当做鱼子酱一样来珍惜的信息，如今却跟土豆一样充足，并被视为理所当然。”

如果非要去探寻直播竞答模式真正的创新之处，或许就是给了许多我们曾经欲罢无能的信息垃圾，一个变现的机会。

上个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免于无知的自由”之外为人类指出了另一个方向，“除了知情权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而这种负担的负面效应，相信当下的“手机综合症”患者都有体会。

距离东京约六十公里处是日本的著名筑波科学城，在90年代驰名世界的“筑波病”也发源于此。其症状包括心理压抑、烦躁不安、恍惚忧虑、思维及判断力下降等，又称“信息消化不良”、“信息过剩综合症”。如今，发展迅速的AI医疗没有解决这种病症，反而科技发展本身加速了这一“病情”的蔓延。

信息泛滥和真正有价值的知识稀缺矛盾，其实已经是这些年来被普遍习惯的日常。为了帮助人们节约注意力和时间、帮助人们筛选和获取知识避免陷于信息泥潭之中，属于知识付费的商业风口应运而生。

然而，当咪蒙提出买课程“三年后不加薪50%就退款”，当分答最终变成猎奇和八卦聚集地，知乎开始被网友称为“来知乎看更多瞎编故事”，当被认为是“头脑风暴”的直播问答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然商业化、甚至不断推出“广告专场”的时候，知识付费风口最终又走向知识的反面。

“知识改变命运”，在有人依靠答题获得百万奖金后，网上如是评价。第一个举起直播问答大旗的王思聪在朋友圈说：“2018年第一周总结，王思聪撒币，张一鸣撒币，周鸿祎撒币，奉佑生撒币。”信息洪流冲刷之下的人们在看到商家“撒币”之时，或许已经早已忘记，两年前，同样是王思聪，在分答通过回答问题赚到了32万。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信息，中国的慕课（Mooc）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可见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对于在上个世纪致力于推动大众教育“免于愚昧无知”的晏阳初来说，或许可供宽慰。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我们从未真正告别知识的稀缺。大量无用信息的过剩进一步掩盖了这样的现实。如何发掘商业模式，同时规避走向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或许才是知识付费的真正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