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倒计时的声音从士官的对讲机里传出来,回荡在空旷的发射场地,这时,戈壁上吹起了一股低低的寒风。室外温度达到零下十度,距离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台四五公里外,一处低矮的看台上,人们缩起了脖子。
站在一小撮人中,个子不高的谢涛并不起眼。这一刻,他心跳得飞快。
这架起飞推力约 2960 千牛的火箭上搭载了七颗卫星,除了用于高精度地球物理场探测、重达 700 千克的主星「张衡一号」卫星之外,还搭载着一颗名为「少年星一号」的卫星。九天微星公司负责了「少年星一号」的研制,谢涛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自公司 2015 年创办后,2018 年 2 月 2 日发射的「少年星一号」是九天微星研制,并送上太空的第一颗卫星,也是国内首颗「教育共享」卫星。按照计划,这颗立方体纳卫星将在预定轨道上工作一年,为中小学和教育机构航天太空 STEAM 教育提供卫星通信资源。更重要的是,谢涛必须向投资人和公众证明九天微星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探索能力。
搭载着总共七颗卫星的长征二号丁火箭此前已成功发射 37 次,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金牌火箭」。谢涛所站的看台楼下,就是火箭发射的指挥控制中心。半个小时前,在那里进行过一场此次发射的点火模拟预演,结果显示,全部系统准备就绪。这将是一场几乎万无一失的发射。
但谢涛还是不放心。连续几天,兴奋和紧张情绪交叉撕扯着他的睡眠。为了这次发射,公司上下筹备了将近一年半,从研制到发射,算下来耗费将近千万。
十几天前,重量不过 3 千克的「少年星一号」由几位工程师从北京乘飞机「护送」,它飞越祁连山到达嘉峪关,又经过将近五六个小时的颠簸车程,最终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被安放在火箭的一个专属的支承舱内,它能否承受住火箭升空过程中的剧烈震荡?进入一片黑暗的太空后,它能否在预订轨道上顺利运行,再传回信号?谢涛心里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
「5……4……3……2……1……点火!」
这时是下午三点五十一分。刹那间,火光和一股巨大的黄色烟雾出现,总长三十多米的火箭准时离开发射台。剧烈的震动下,火箭壳体上的材料七零八落的掉落——那是为了避免火箭推进剂的温度过高而装上的隔热泡沫。几秒后,战斗机一般轰隆隆的声音才传到看台附近。这声音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已达天际的火箭,一同消失了。
谢涛立刻转身跑下楼,他要尽快赶回指挥控制中心,继续观测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情况。这时的谢涛有点「失落」:「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与这颗卫星的联系只能依靠测控完成了。」
「少年星一号」将开启的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行。这一如谢涛和他所创办的九天微星所面临的赤裸现实:根据 SIA(卫星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以商业卫星产业为核心的市场规模达到 2605 亿美元。商业航天已经成为敢为者的新冒险,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市场空间足够容纳它对未来巨大的野心。
但虎穴凶险,稍有差池,也可能将它拽入深渊。
在指挥控制中心三块巨大的屏幕上,分别闪动着火箭的飞行轨迹、星箭分离的时间点,和其他各种参数数据。谢涛屏息等待,500 秒左右主星分离、700 秒左右主星太阳翼展开,大厅里接连响起了两次掌声。终于,大屏幕上的模拟画面显示,在第 786 秒时,「少年星一号」实现了星箭分离。
身边的团队立刻欢呼起来,谢涛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就在卫星由北京实验室运往发射场后,一位总装工程师发现某处关键器件出现了极性安装问题。团队紧急处理,才避免意外事故。
紧绷的氛围、穿着白衣的发射基地工作人员,以及不断响起的飞行状态语音播报……谢涛对眼前的这一切并不陌生。
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这里。几年前,他曾经在这里见证过一次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一次发射活动。那时候,他还是中国航天集团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过嫦娥一号探月工程。走出大学,他就在这个系统里工作了十多年。
2014 年,谢涛决定离开。创办九天微星。
和大部分创业公司一样,九天微星经历过一段混乱,甚至称的上「草莽」的阶段。谢涛缺钱——最初的启动资金来自身边朋友的众筹,最终筹到了 500 多万人民币。
这远远不够,谢涛缺钱也缺人———最初找来的两位联合创始人都没有航天背景:COO 彭媛媛曾是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执行制片人;CMO 黄忠则是团中央未来网成长服务中心主任;CTO 刘丽坤来到团队之前,九天微星几乎没有懂得从零开始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专家。
然而,这家公司的目标又有点「不合时宜」的远大:希望通过对微小卫星的创新应用与星座运营,提供覆盖全球的低轨窄带低功耗物联网通信服务。
整个 2015 年,谢涛都在「找钱」中度过,他见了上百位投资人。国家对民营卫星的政策已经出现了令人乐观的裂口。但这时候创投市场是 O2O、线上电商的天下。这些项目可以轻易得到资本青睐,而当谢涛拿着 BP 坐在投资人面前时,还要从头向对方「科普」航天知识。
如履薄冰,谢涛记得,只有一位投资人让他免去了科普的麻烦,因为对方毕业于卫星相关专业。但对方提出的质疑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国内没有这样的公司,航天、火箭、卫星的事情都是国家来搞,你们几个人凭什么能做成?」
最郁闷时,谢涛和彭媛媛在黄浦江边散步诉苦。「这件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不成?」他和彭媛媛都来自光鲜和舒适,代表优厚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地方,那时,却进入瓶颈。
这也是同一时期国内民营航天公司曾经面临的共同难题。但接下来,越来越多来自硅谷的商业航天公司案例又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转机。Space X、Oneweb 等一批明星公司在硅谷开始受到追捧的时候,这也成为了国内投资人追逐的一个投资赛道。
来自硅谷的辐射效应非常明显。在那之后,黄忠发现,投资人不再关心「你有没有资格做,国家政策是否允许」,而是「你的模式、如何赚钱,赚钱的速度,如何建立门槛等等。」「投资人问的问题和其他项目终于没什么差别了。」2016 年 6 月,在获得中科创星的一笔千万级别天使轮投资后,后面的融资过程越来越顺遂。
2018 年 2 月 2 日,完成少年星一号的发射,九天微星完成了过亿元的 A 轮融资。
谢涛喜欢电影《火星救援》。电影里,马特·达蒙饰演的宇航员流落火星,依靠自造补给和宇航器,艰难脱险。在如同荒野的孤独星球上,他翻过的每一个山头都是从来没有人类走过的路。
很长一段时间里,谢涛把自己和公司套入了角色。他几乎经历过绝境,后来抓住生机,但研制和发射一颗卫星动辄耗费千万,如果不靠自己「造血」维持生存,难免面临惨淡结局。
自主造星当然是绕不开的一步。2016 年底,技术团队开始采购元器件,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十几名工程师泡在不足二十平米的无尘实验室里昼夜赶工。2017 年北京黏腻的夏天,他们常常在那里忙上通宵。
但从卫星研发,到发射,再到整体收回成本,链条和周期太漫长了。「比方一个星座,要由几十颗星组成,但可能至少做到差不多 10 颗星的时候,才可能有营收,慢慢的赚钱。在此之前,卫星研发、发射和公司运营都要耗费资金。」黄忠说。这是一个需要消耗大量资金的行业。
这家公司的星辰大海是通过低轨星座提供覆盖全球的物联网通信服务,但在那之前,它也时刻面临着巨额资金消耗的压力。
整个 2016 年和 2017 年,除了技术研发和找到了能够预付定金的行业客户,九天微星还在寻找能够带来收益的业务模式。最开始团队想过涉猎太空文化产业,聚集一批科技粉丝变现。但后来这个方向被暂时收缩。紧接着,九天微星又尝试在教育行业寻找突破口。
在 2016 年 4 月,九天微星先是参与组织了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少年微星计划」,吸引 10 多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卫星功能的创意设计。到 2017 年 1 月,九天微星在海南文昌联合几个学校举办了一届少年微星创客训练营,鼓励中小学生动手制作卫星原型。那时,黄忠带领的团队只是希望联合国内一些中小学普及航天知识和 STEAM 教育。但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热情都很高涨。
「回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黄忠的结论是,目前国内 STEAM 教育前景很乐观,以航天太空科技为核心的 STEAM 教育也能能更快地实现公司的技术转化。九天有技术团队,可以将这些技术输出为固定的专业知识点和配套课件,最终变成走进中小学生课堂的课程。
行业里没人这么做过,但市场反响不错。九天微星在将近 10 所学校里建立了测控分站和太空创客实验室,让学生可以捕捉和监测在轨卫星的卫星信号,提供基于卫星测控的航天 STEAM 教育。黄忠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团队,成立教育事业部,由他们负责课程、配套硬件、研学活动等内容研发。
「因为我们的团队开始组建的时候就比较『跨界』,我们也希望能够琢磨一下价值怎么应用能够更好,技术不能浪费。」最初只是抱着「顺带做做」的心态,但后来黄忠发现,航天教育对孩子们的价值很大,「这能唤醒孩子们对科技、对未知、对未来的深层探索兴趣,提升他们的人生视野和学习追求。」而九天微星涉足这个领域能够让业务接触到更多人,「商业公司普及航天教育,这是自带价值观的」。2017 年一年下来,只在教育方面,九天微星就做到了几千万的营收。
在九天微星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这支团队入驻公司一楼,人员越来越壮大。来访者一进门就会看到在凌乱的桌面和地面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立方星套件、机器人模型和书本教具。而转身沿着楼梯走上二楼,或者去到位于隔壁的实验室里,才能看到这家商业卫星公司昼夜忙碌工程师团队。
一边在绞尽脑汁的思考如何让教学内容更加专业有趣,另一边在天天思考如何解决热控、电源、通讯、载荷、软件等等问题——度过最初缺人的阶段,目前,在小卫星总体设计、卫星测控、卫星通信、地面终端研发、频率协调等关键研发岗位上,公司都有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负责。有一段时间,由于快速的发展节奏,两个团队都不清楚每天忙到深夜的对方「到底在做什么」。
知乎上有人认为「还没有发射一颗星,就开始搞跨界」的九天是「皮包公司」。谢涛尽量让自己不在乎外部的质疑,但决定把业务管理提上日程。他开始组织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学习华为早期的「执行文化」,原因是这时的九天与早期华为状况类似:公司吸引来大批体制内人才,业务线多,迫切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将业务用一个链条串下去」。
连着研究了几天华为管理相关资料,又找来出身华为的高管聊了几天,谢涛觉得颇为受用。这个时间点,他迫切需要公司预定的轨道上良好运转,直到公司真正实现「长远目标」:「我们的盈利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该布局的点我们布局了,而且在卫星发射之前,九天就有能力把成本回收。」
谢涛说,「怎样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在商业卫星行业站住脚,最早一直在找方向。为此走的每一步,在国内都是少有人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