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愤怒的意义

柳传志愤怒的意义

2018-05-18 07:32接招 合作伙伴
柳传志的愤怒回应,与其说是讲给联想同事听,不如说是讲给同道中人听;与其说是在为联想申辩,不如说是为整个中国商业生态“拨乱反正”。

联想在5G标准上把票投给了谁,引发了一场“叛国”与“爱国”的争论。从目前各利益相关方(联想、华为)公布的详情看,联想确实被冤枉了,但这个事件爆发的时间点很有意思。

首先,5G投票一事发生在2016年,两年之后才被翻出来并迅速形成网络热点,诡异得很。

其次,前段时间中兴在美国被封杀一事,引发了国内关于民族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应该如何担当的大讨论,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联想放到“卖国贼”的火炉里烤,可谓既杀人又诛心。

柳传志说,在整个投票过程中,联想集团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基本的,要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要注重大局。“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国家和行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人的事情一旦牵扯到“洋人”,积蓄百年的义和团情结就会随时随地触发。把联想不支持华为(还是造谣),就等同于卖国;那么多到今天还严重依赖国外核心技术的国内公司,是不是一直都在卖国?

在国内各种商战中,卖国与爱国往往是一体两面:指责别人卖国的时候,是在反证自己有多么爱国;卖国是标签,爱国是证书。比起“卖国贼”,我们“爱国婊”的产量更多,“水准”也更高。

一切都是利益。2013年,微软由于未能遵守规定向用户提供网络浏览器选择,欧盟反垄断机构向其开出了7.3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5亿元)的巨额罚单。事后媒体披露,举报微软的,正是它的美国老乡谷歌。谷歌也有过无数次被自己老乡举报的经历。

这要是放在中国公司身上,简直可以“诛九族”了,但从来没有美国媒体或舆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到谷歌或微软头上,因为大家都清楚,商业就是商业,维护企业的利益永远大于天。华为和中兴在海外市场斗了那么多年,今天两家公司的局面,从根本上讲是路径选择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谁更爱国。爱国是结果,不是原因。

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到底应不应该爱国?以及应该怎么爱国?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柳传志1984年开始创办联想,一路把联想打造成中国企业的标杆,可以说没有联想这一代科技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拓荒,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但放到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下,联想们的最大功绩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它们的股价有多高、市值有多大、贡献了多少税收,而是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开辟了一个来之不易的营商环境。

柳传志1944年生人,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曲折岁月,应该说都经历了。柳传志创业时,中国改革开放也才几年,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知道国家缺什么。所以柳传志喊出“产业报国”的口号时,绝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资本,如果他想要这种东西,完全不必走创业这条路。

1984年联想诞生的同时,一份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内参放到了一位老人的案头,大意是说这家企业的雇工人数超过了7个人,已经属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定义了,是不是要把创业者抓起来。老人家说不能抓,一抓就会动摇人心,让人们以为政策变了。

今天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那个万物重启的年代都显得那么刺眼。下海创业、股权投资、财务自由……这都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道路。说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给后人趟路,一点也不为过。

让商业的归商业,让政治的归政治,是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自觉不自觉的使命,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企业家只有能安心做事,才有机会爱国、报国。

柳传志去年在湖畔大学为马云打Call,他说:“前几年,社会上有一股风,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把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贪腐的根源、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结到企业家身上。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过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相竞争是生存需要,但互相拆台就是同归于尽。对任何商业行为的上纲上线,不仅会伤及无辜,更有可能会伤及自身。

这些年中国互联网的纵深发展,让很多人失去了应有的敬畏感,为了背后的利益,各种无底线竞争层出不穷,甚至搬出“卖国论”的大宝剑,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这不是杀手锏,而是潘多拉盒子。

柳传志的愤怒回应,与其说是讲给联想同事听,不如说是讲给同道中人听;与其说是在为联想申辩,不如说是为整个中国商业生态“拨乱反正”。联想产品好不好,用户说了算,但中国营商环境好不好,是每一个创业者、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靠一个74岁的老人。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它不会再去计较一个公司的员工是否超过7个人,也不会再去限制跟中国人做生意还是跟外国人做生意,大家都能站着赚钱,就是最好的爱国。

*本文作者方浩,由新芽NewSeed合作伙伴微信公众号:接招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原出处。如内容、图片有任何版权问题,请联系新芽NewSeed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