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四千万片酬”背后的影视创作焦虑：谁来对崔永元负责？

这两天，淡出大众视野许久的崔永元，又一次以一个“反骨仔”的形象回归。不仅在官方认证的个人微博上爆料范冰冰签订“大小合同”6天4千万片酬，更炮轰冯小刚、刘震云翻脸无情是“渣子”，徐帆公开谈丈夫出轨“不知耻”，十余条微博下来，可以说将娱乐圈里“不能说的秘密”悉数公诸于众，在全网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然而，这并不是崔永元第一次如此发挥自己的“名人效应”。

自从化身反对转基因“斗士”大战“方舟子”之后，从前风趣幽默的“小崔”便在“放飞自我”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挂人、爆粗、对骂、撕逼......堪称“佛挡杀佛，神挡杀神”。但对于信仰“中庸”的中国人而言，这种“以暴制暴”的极端行动却异常刺眼，甚至让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辈，每每提起“崔永元”三个字，都会产生不由分说的抵制情绪。这一次，“小崔”依然会被舆论嘲解吗？

《手机》：刘震云的转机，崔永元的危机

正如著名影评人李星文评论此次事件，“已经有点个人恩怨的感觉了，外人很难去做一个精确的判断”。

起因是2003年的一部喜剧电影《手机》，讲述了事业如日中天的电视主持人严守一，因为手机经历了生命中一系列危机和转机，片中对于人性的探讨十分深刻，而主角多次出轨并扶持出轨对象的桥段，也成为许多观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部堪称冯小刚从业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作品，捧红了范冰冰、成全了刘震云，却让崔永元经历了一场长达15年的噩梦，有太多人将他认定为“严守一”的原型。

这让崔永元个人的家庭、性格、事业都由此产生了突变，在接受腾旭新闻记者采访时，他曾提到，“是《手机》让我变得粗糙”。

通过崔永元的描述我们得知，《手机》开拍之初冯小刚方面曾主动与其接洽，进行素材采集，甚至还曾向后者建议出演或担任编剧，但他考虑到公职在身便拒绝了。直到影片公映，对严守一与崔永元的联想纷至沓来，严重影响到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他这才意识到冯小刚嘴里所说的“惊喜”具体是什么，好在当时《手机》的编剧刘震云前后与其主动道歉了三次，才将事情平息了下来。

但不久前的一个消息，却将崔永元的“愤怒”重新激起。今年5月10日，冯小刚在微博上公布《手机2》的海报，正式宣布电影开拍，同时晒出原班人马照片。第二天，范冰冰也在微博表示，时隔十五年再次参演《手机2》十分开心。这让先前因为《手机》“受伤不已”的崔永元彻底坐不住了，尤其在与刘震云沟通无效之后，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将外界的视线重新带回到2003年的那场对垒当中。

从范冰冰、冯小刚、刘震云、徐帆到刘震云女儿，无一不落、各个击破。5月28日，崔永元在微博公布了一份演艺合约，暴露了范冰冰诸多涉密信息。第二天，崔永元再发微博，暗指范冰冰拍戏签两份合同，小合同千万酬劳，而大合同则有五千万，但工作时间只有4天。随后范冰冰方面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崔永元既破坏了商业原则，又涉嫌侵犯合法权益，不放弃追责权力，将这场“撕逼”推向了高潮。

影视创作的边界设在何处？

本已经沉寂了十五年的陈年旧事，却在双方激烈的争辩中重新掀起“腥风血雨”，我们不禁要问，电影《手机》是否真的存在“影射”嫌疑？而影视创作的边界又该设在何处？

对此，著名影评人李星文表示，“说影射就严重了，我相信冯小刚拍《手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崔永元搞臭，或者想把崔永元的隐私给揭出来公诸于众，我觉得他没有这个心理动因。”在他看来，《手机》这部作品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调侃，“在一种似真实非真实之间，找一种文本的乐趣。”但不否认，是带着一些“恶趣味”的，只不过相较当前网络上流行的“恶趣味”而言，《手机》先行一步。

但是在业内编剧高大拿看来，“2003年的时候国内谈话节目还是比较少的，尤其在《手机》上映期间，那种《有一说一》的节目形式，包括严守一主持的风格，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崔永元”，虽然够不上“影射”，但却实实在在地是变相蹭热度。“剧本毕竟是虚构，在创作原则上不算违规。但因为有前期对崔永元的素材采集和接触，负面的联想一出来，在道义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高大拿如是说。

“比如《手机》中间有一场严守一去培训的戏，当时央视的名嘴李咏、王小丫、鞠萍、董浩等，把葛优饰演的严守一围在中间，独缺崔永元的设定，给观众留下槽点和八卦空间。”尽管那一幕中，呈现出的工作状态也不全都是积极的，但主持人“自己演自己”，总给人一种自嘲式的幽默。“就像过去写文章论战，我写对你的回应，私下也应该通知你或寄样稿给你。崔永元被采集了素材，但对真实内容没有知情权，火大也有情可原”。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反思，“我们对于知识版权的界定还是太宽泛了”，高大拿告诉娱乐独角兽，“当年电影《手机》公映之后，国内诞生了一大批拷贝《实话实说》的节目，在济南电视台甚至有个栏目就叫《有一说一》”，在国内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甚至观众也看得津津乐道，“那如果发生在美国，是不是就会有人出来诉知识版权侵权？”归根到底，国内法律、维权对这方面的限制还处在相当初级、模糊的阶段，“中国还是草莽社会”。

冯小刚和观众谁改背锅？

对此，李星文的见解和高大拿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与现实生活应该是严格分开的，最重要的是，观众要有这种常识。“你要相信戏剧的假定性，不去把电影和电视剧中描述的故事，直接和现实中人去对应。哪怕他相似度再高，也不应该做这种联想和嵌套。”但在当前，“观众的趣味、观众的素质，确实没办法进行严格的区分。甚至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网友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乐趣所在，就是专门去找这种黑才酸挑的噱头和素材。”

因此，用李星文的话来说，就是“谁疼谁知道。尤其是崔永元作为一个神经比较敏感的，遇事心理反应会比较大的这种性格和人格，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比一般人的痛苦还要深得多”。所以他一再强调，大众不应该去参与事件的发酵，更不能看过电影后就进行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做出恶意中伤甚至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这种事情”。

确实，当前国内观众市场成熟度普遍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观众进行自我反思的同时，崔永元和《手机》剧组的事件，也为整个影视行业敲响了警钟。提醒广大导演和编剧，在追求艺术成果和商业成功的同时，也应该考量作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影响和责任。同时，也应该在今后的从业过程中，更加重视工作细节的处理，以避免再次造成今天崔永元与其家人所面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