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通缉犯，最接近诺奖的人，他的一生你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可就在短暂的人生中却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17岁就写出过震惊全国的文章，此后被关进监狱10年。出狱后，他利用16年时间，成为我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就是杨小凯。

按理讲，杨小凯是典型的官二代，父亲曾担任湖南省政协主席，母亲曾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后来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文革改变了一切。

刚开始，杨小凯曾经兴奋过，他散发传单，写大字报，唱革命歌曲。但是，目睹一次次的大跃进，目睹一窝窝的公共食堂，目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老师一个个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17岁的杨小凯动摇了。

他独自跑到岳阳、常德等地农村调查情况。在走访上千农户后，他写出了5000字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文中，他主张彻底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结果，这张大字报火遍全国。

平心而论，杨小凯只是用一个年轻人的眼光，平静地看待中国的一切，平静地评价当时的执政者。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篇文章让杨小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很快，上面下了最高指示，“是极右！”

很快，杨小凯被钦点为通缉犯。

很快，父亲被关进牛棚，哥哥被开除公职，妹妹被下放到农村，最惨的是母亲，1968年1月23日悬梁自缢。

最后，1968年，杨小凯被判入狱10年，此时，他刚刚20岁。

换上一般人，这辈子已经结束了，要么怨天尤人，要么自暴自弃，但是杨小凯却没有。

他拜监狱里的教授为师，学机械、学经济，学数学。10年的监狱生活，光读书笔记，杨小凯就做了五、六十本，甚至还完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此外，他读马恩经典，读资本论，用高等数学量化劳动价值论，并推导出高斯第二定理、层级理论、纳什均衡，劳动分工理论。

正因为于此，当1978年粉碎四人帮，迎来第一次高考时，只有高中水平的杨小凯敢信心百倍去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而且专业是数量经济学。

此后，他搞定美国博士，搞定名校教授，而且，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拿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短短4年的时间！那么，杨小凯凭什么？

一、高人指点、贵人相助

第一个高人是刘道玉。1982年，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杨小凯是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通缉犯”，但是刘道玉却敢直接把他聘为武大助教，专门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第一个贵人是邹至庄。当时，杨小凯已经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正是这两本书，引起了到武大讲学的邹至庄教授的注意。

邹至庄是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统计协会院士，国际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计量经济学大师。其中“邹氏检验”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工具。

“想不想读博士？”

“做梦都想！”

就这样，杨小凯进入了著名的普林斯顿经济系攻读博士，从此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第二、笨鸟先飞早入林

话说杨小凯读博士已经36岁，而且英语基础基本为零，你说难度有多大？

杨小凯就是杨小凯。为早日通过语言关，他白天练，晚上练，做梦都在练口语。

他上课总是坐第一排，强迫自己不分神，课后就去抄阅同学的笔记，经常一抄就到夜里三、四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杨小凯已经能够听懂专业课，一年后，他开始在国际顶级刊物发文章，仅仅4年后，杨小凯就拿到了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

此后，杨小凯去了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当讲师。

那段时间，他一天当两天用，一周上六天班。

曾与他共事过的黄有光教授回忆，“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正是这种拼命，杨小凯学术成果宛如泉涌，不到一年就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

第三、独辟蹊径做真学问

当然，拼命做学问有的是，问题是你的学术成果含金量怎么样？

要说放眼世界，华人做宏观，做计量，做金融的学者有的是，也容易出成就，但杨小凯却恰恰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道路，“通过数学的方法，从最经典的亚当斯密和阿伦杨格出发，重新梳理微观经济学关于分工以及宏观增长理论。”

“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原动力。”

据说，他关于分工的灵感来自文革坐牢，当时杨小凯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古典经济学，可以说对各种分工理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很快，他先后出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新型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并独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门派，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识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更是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天才著作”。

怎么说呢，杨小凯博士毕业后的16年间，他累计发表了29篇文章，光美国经济评论等TOP5的杂志就发了七八篇。要知道，国内很多所谓的学术大牛一辈子都发不了一篇。

所以，杨小凯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当之无愧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

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那就是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会组织过4次国际贸易讨论会，前三次的组织者分别是大名鼎鼎的卢卡斯、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另一个就是杨小凯。克鲁格曼、格罗斯曼是杨小凯的老师，而卢卡斯、克鲁格曼都是诺奖得主。

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怪才张五常由衷感叹，“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能有如此的成就，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怎能赢不过他。”

最令人佩服的是，杨小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经折磨，但他非但没有记恨自己的祖国，反而能在成功后四处奔走呼吁，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这是个人的良心。”

早在1995年，他就提出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观点。尽管当时听起来有点刺耳，但事实上，后来很多都已经被政府采纳了。

大伙一定不会忘了2002那场著名的“林杨论战”，当时国内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在强调我国的后发优势，唯独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认真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

他考察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发展轨迹，并在台湾、美国考察大量晚清企业档案，最后震耳欲聋地提出了关于后发劣势的追问，“在起步后，利用资源和别国经验，会获得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它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盲目乐观，拒绝有效变革，长期这样下去，就走不远。”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的权利被限制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

现在看来，杨小凯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卓识。

对于国内很多哗众取宠的经济研究，杨小凯更是一针见血，“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

所以，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说，“毫无疑问，杨小凯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然而，2004年7月7日，这个世界上曾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将生命永远被定格在了56岁。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从此世间再无杨小凯！

没有办法，天妒英才！

没有办法，上天只给了他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