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的自信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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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几个小时的航班，从法兰克福转机到达莱比锡机场时，已是差不多晚上十二点。八月上海的夜晚依旧是热气腾腾，但莱比锡的夜晚此时已是秋风四起、宁静而冷清，很能感受到曹丕在《燕歌行》中所描述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凉意。

几天之后我才想起，这种热与冷、热闹与宁静的对比，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国度给人的感受。

很多人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情感都很复杂，一方面它产生过爱因斯坦、普朗克、康德、歌德、巴赫、贝多芬等影响世界的科学文化名人。但另一方面，它又在狂人的操纵下，给全世界带来过巨大的灾难。

这些年中国很多企业来德国参访、学习，很大原因是因为其傲视群雄的制造能力。如今，德国产品几乎成为好品质的代名词，大到汽车，小到手表、厨具，甚至指甲剪，德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界的金字招牌。

入住酒店很晚，瞌睡的细胞已然爬遍了全身，进门恨不得立马倒头就睡。但是一进浴室的门，还是被镶嵌在墙内的抽水马桶水箱所震惊到，陡然间睡意全无。我心里突然在想：敢把抽水马桶的水箱安在墙内，德国制造为何有这样的自信？这种安装意味着他们相信，马桶能确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直到建筑物被拆毁。他们这种自信，让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德国制造的魅力。

大部分打动人心的，并非那些宏大的叙事，反而是一些不经意间的小细节。

这让我想起一件陈年旧事。2010年，德国齿轮商人亨利安随80岁的父亲到青岛游览江苏路基督教堂。在塔楼里，他们看到教堂钟表依然在正常使用。当看到钟表上“J.F.WEULE”字样时，他的父亲意识到该钟表的齿轮，就是他们亨利安家来供应的。历经百年之后，教堂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么多年来除了隔几天抹一次油，从来没有维修过这座钟表。亨利安检查完钟表后认为，这些齿轮还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维修时，恐怕是他的曾孙一代了。

看起来，亨利安的这种自信几乎是德国制造的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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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习惯给德国的制造打上一个“工匠精神”的标签，这也是德国制造为何自信的重要基因。

实际上，那些以品质著称，强调工匠精神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瑞士等，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那就是有一种悠久的军事传统，或者称为“军事化”，甚至“类军国主义化”。

在德国的文化传统里，从普鲁士到“条顿骑士团”都包含着军事化的特点。这种传统也融入到了现代德国人的生活，全民的整体行为仍然带有“准军事化”的特点。

比如，生活中他们要求的东西不多，就像部队提供给士兵的物品不多一样，只要够他们生存就行。从这点上来说，德国在文化传统上已经决定了它不会是个美食的天堂。闻名遐迩的德国“美食”，也不过只有啤酒、香肠、猪肘等便于制作与携带的准军事化食品。

这种准军事化的特点也反映在德国人对准时的苛求上。没到德国之前，我们很多人都或多或少了解过德国人严守时间的故事。但当你实地体会后，很多人还是会表现出惊诧，甚至不理解。这一点，在这次“商业学习之旅”中，我和二十多名MBA学生们都真切的感受到了。

与德国类似，瑞士的制造业也是全球闻名，尤其是高端的钟表业更是令消费者趋之若鹜。尽管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瑞士宣布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瑞士从未卷入过任何形式的战争。但瑞士的枪支弹药人均拥有量远高于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军事化的国家。瑞士宪法规定，男孩子到了18岁，就必须到新兵学校报到，领到军服和步枪。20岁到4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按期义务服兵役。而且每个20岁至40岁的瑞士男子都必须参加每年一次的射击考核，被称为“强制打靶”。

在军事化传统的影响下，德国的商业显得很“硬”。你很难看到德国有什么强调历史文化的奢侈品，甚至在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都难看到几家像样的LV、BV、爱马仕、香奈儿等这种强调“软”制造的品牌。多半的中国游客想在德国随随便便扫荡奢侈品，恐怕就要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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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制造业的31个部门中，德国有27个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处于前3位的部门共有17个。德国制造业也被称为“众厂之厂”，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但是，德国制造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部从“山寨”到“山巅”的华丽转型传奇。

相比德国，英国的工业制造要来得更早。经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工业已经高度发展，成为世界的标杆。而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其制造技术几乎相差了差不多半个世纪。面对英国发达的制造业，当时不少德国企业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制造二流质量的商品，并以倾销的价格流入英国及其海外市场。

在经历德国刀具剪子制造商假冒英国谢菲尔德公司产品的丑闻后，英国企业家们联合发起了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在1887年8月23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法》（Merchandise Act），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德国制造的转型。当时这部法律规定，所有德国产品要进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市场，都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印章，以区别廉价低质的德国产品与英国产品。

这个做法大大刺激了德国企业界敏感的神经，他们开始意识到：要占领全球市场，靠的不是产品的廉价，而是产品的质量。于是他们开始学习英美制造，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大力发展钢铁、化工、机械、电气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催生了宝马、西门子、大众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推动德国在一战前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有统计数据说，只拥有8200多万人口的德国，其世界知名品牌竟然高达2300多个。

英国国会通过《商品法》的这一天，也就成了“德国制造”的诞生日。“德国之声”称，从这天起，德国人争气地让自己销售到世界各国的产品比当地货的口碑还要好。“德国制造”是德国在二战后崛起的密码，也是欧债危机中仍“一枝独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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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参观宝马和保时捷汽车工厂时，很多人都对工厂内大量机器臂的使用和复杂的流水线感到惊奇，但是这恰恰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试想如果把这些机器臂和流水线都移植到国内，我们就真的能生产出跟他们一样品质的汽车吗？尽管整个工厂的厂房、设备的部分占到了绝对的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占到极小部分：人，及弥漫在空气中的文化。

我们的企业去学德国的生产，往往可以很容易就学到七八分像，但要学九分甚至十分就难了。这些难的部分，恰恰都不是机器造成的，而全部是来自人的要素。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三点最难学到的内容：秩序、细节及自律。

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制造的核心本质上不是质量，质量只是形成的结果，亦不是“硬性”器件的高超组合，而是在制造过程中添加的“软性人文”内容。

参观保时捷整车组装工厂时，我开玩笑跟旁边的同学们说：“这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乐高组装游戏。只是平时我们是一个人搭建一辆车，这里是不同的人把不同的乐高零部件运送到不同的地点，再由不同的人来组装在不同的位置，共同完成这个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的其实是严格的秩序感，让整个流程完美分工和井然有序。秩序感或者说秩序主义，亦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有句德国的谚语：“秩序是生命的一半”，秩序主义可以说从工厂到日常，涵盖了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德语“秩序”（Ordnung）一词，包含了整顿、整理、整齐、调理、规则、规章、次序、顺序、制度、安宁、秩序、纪律等等诸多的含义。

绝大部分的德国人特别依赖和习惯于遵守秩序，离开了秩序就会感到焦虑。我们会看到德方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现约定的时间哪怕超过了一两分钟，脸上就会自然呈现那种不安的情绪。从秩序主义的角度而言，这不是一种苛求与为难，而是对整体秩序的尊重，是他们害怕因为流程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脱节，而影响接下来环节的连动。

德国人这种秩序主义，在普通人的日常管理和工厂中的流程主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许多场合下，你会经常看到一些德国人拿出自己的日程日历（Terminkalender）随时翻看，上面都写好了每天各时段的活动，从天到月再到年，一切日程都提前计划。

德国社会以及企业就像是摆在一条流程的时间坐标轴上，理性地运转着。时间轴上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起他们的焦虑，他们觉得只有与时间形成严密关系的人，才能理性地驾驭人生和工作。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其钟表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就是德国人秩序主义的典型。虽然康德对人性的思索达到了精深的程度，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住所格尼斯堡方圆40公里的范围。因此，有人说康德所有的伟大历险都发生在他的头脑中。

康德每天3点半准时出门，教堂钟声随着他迈步出门响起。康德散步的路程也十分固定，永远沿着小菩提树路散步，每天八个来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虽然康德这种钟表式的生活显得很夸张，但是整个德国民众的生活多少也带有一些“康德时间钟”的影子。这种秩序主义应用到德国制造，就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的流程主义，使得德国制造业表现出井然有序、浑然天成。

德国制造的基石之一：“二元制”教育，我认为亦是这种秩序主义的产物。中国的家庭和孩子把目标都放在光鲜的大学教育，蔑视职业教育，而德国的家庭和孩子在秩序主义的影响下，明白每个人都有在秩序中的位置，商业仅仅需要的是少量的管理者，大量的生产工人才是主题。在这种认识下，职业教育反而成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选择。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早前的统计，德国大学毕业生占同龄人的比例为20.6%，而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以此走上工作岗位。

翻开德国联邦政府出版的《德国概况》一书，有这样一段话：“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它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在这种二元制教育下，德国制造业产生了大量的高技术产业工人，为高质量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职业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水平达到发展中国家大学或大专毕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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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主义是群体行为的外在形式，从内在来说，就是个体的自律性。关于德国人的自律，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里讲过一个故事：

1944年冬，苏军和英美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纳粹帝国覆亡在即。在围攻下，整个德国物资稀缺，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而且由于是冬天，民众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捱过。为了顺利过冬，各地政府只得允许民众上山砍树。

在帝国崩溃前的混乱时刻，德国民众是如何砍树的呢？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他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

公务员都在战斗一线，这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警察监督，不会有法官的判决，民众完全可以随意砍树，以求得在冬天的生存。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二战彻底结束，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民众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季羡林先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事隔五十多年，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他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哲学家费希特在“致德意志民族”演讲中强调了这个民族自律的性格：“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 这些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复杂而精确，语法和词汇不能出现丝毫的模糊一样，泾渭分明，严格自律，从而成就了“德国制造”的传奇。

但德国人的自律，我以为跟日本人的自律又有一些差别。你去走到日本街头，尤其是像京都这样的街头，整个城市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这让习惯了大声说话的中国人，多少感觉到有点不寒而栗。

一定程度上，日本人的自律似乎带有轻微的“自虐感”，和在“他律”制约下的被迫感。但是在德国的自律，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心的认同，而非形式上的刻板。

我们去宝马和保时捷工厂参观时，很容易就看到很多男性工人身上的纹身、耳环等非常个性化的标记，这并不影响他们穿着工作服的美观与工作的严谨。相反，这似乎像在严肃空气中，刮来的一阵清凉的微风。

即使行走在首都柏林，也能随处看到墙上的各种涂鸦作品。甚至我们坐在莱比锡城市河道的游船上，经过桥洞时，也能惊喜地看到底下的涂鸦。

在参观宝马工厂的过程中，同行的LINGLING的先生是德国人，她提醒我说流水线上工人工作是有音乐的。看着工人们在看似枯燥，但是律动感的装卸动作中，你除了感受到企业本身的人文关怀外，还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在理性中的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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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莱比锡商学院的电车上，身边一个MBA学生问我：“他们的车上怎么播音提示音这么少？”的确，德国的电车报站音，基本上就几个单词，甚至不报，能省则省，再无打扰。这与国内地铁、公交车长长的报站和广告声相比，显得异常宁静。

我突然想，自律下的宁静应该也是德国制造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德国的一大商业法则就是：可以有小公司、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绝没有假公司。德国很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工程师起家，比如我们此行参访的保时捷公司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就是1899年在Lohner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时发明了电动轮套马达，第二年双座跑车Lohner—Porsche问世。之后，他在1931年创业建立自己的设计公司，他去世后，儿子小保时捷肩负起公司重任，在1963年法兰克福车展上推出了著名的911。

相比而言，我们有太多的快公司、假公司，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创始人开始直接出自资本市场、媒体等，跟制造几乎毫无关系的领域，公司一再强调估值、融资。这实则是在“宁静”上做不到。

德国商业的宁静感与国内商业非自律下的锣鼓喧天、满脸焦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在德国留学的学生说，她感受到的德国生活是一种平和、安宁、井井有条却又令人乐观积极的。这也让她头一回真正静下心来“独立思考”，然后发现国内的生活是如此焦躁，之前根本就没有真正思考的时间。另一位留学生则说，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让他想清楚了“大城市的喧闹，对于生活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相对于美国商业的进攻性，德国商业显得相对宁静了许多。正是这样宁静，造就了工匠精神的某些特质，不急于求成，在细节上做到极致。“工匠精神”是安静的，耐得住寂寞的，它不哗众取宠，忠于内心。

在莱比锡校园，我见到一位传教的牧师，停下来跟我聊了几句。谈完即走，没有多余的言语。但是我有次在美国盐城，同样遇到一位牧师，却追了我几条街，给我宣扬教法。这同样是不掺杂任何喧闹的宁静。

德国制造的很多产品，都很低调而内敛，正是宁静的一种体现。很多产品初看一般，但一旦使用后，细节的设计往往令人爱不释手。

德国诞生了无数的世界著名企业，其中有些则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将总部安置在原来创立的地方，固守那份难得的宁静，慢慢把自己做强。

德国著名管理思想家赫尔曼•西蒙写过一本影响极大的书，叫做《隐形冠军》。他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1986年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一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问他，为什么联邦德国GDP不到美国的1/4，出口却能超过美国？他研究了两三年，答案是德国有一大批在细分市场默默耕耘并成为全球领袖的中小企业，技术遥遥领先但又隐身大众之外。

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大”并不是目的，而是“强”的自然结果。

著名财经媒体人秦朔先生在参访完一些德国企业之后，写到：

在德国制造背后，可以看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那种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看到“浮士德精神”里“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看到海涅所说的“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的韧性，看到康德“外乎者如璀璨星穹，内在者犹道德律令”的敬畏，看到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只有两个本质性发展阶段，古希腊的理性与德意志新教的虔敬主义”的追求极致的气质。所有这些，在深层次上构成了德国经济的不熄动力。

深以为然。

有人说，德国人的脑袋是方的，而中国人的脑袋是圆的。方脑袋会沿着轨道走、稳定而有力，圆脑袋则可以灵活应对变化的环境。不能说哪个脑袋更好，但至少德国制造的那份自信与自律，能给我们的制造业带来一些启示。

中国制造的思维应该从“价格自信”转向“品质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