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中的金庸

1830年，在经历了革命的荣光与幻灭之后，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波利瓦尔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旅行。他在逆境和梦想间疯狂追逐的人生过早达到了终点，“妈的，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说出这句著名遗言后，47岁的革命者死于肺结核。

2018年10月30日下午, 尽管已享94岁高龄，在旧观念里足称喜丧，金庸的离世仍然令人们感到猝不及防，无尽感伤。不止因为他代表着与青春、时代有关的情怀，更因为金庸武侠真正对建构几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不可撼动的作用。在金庸身上，不存在时代滤镜和回忆滤镜。

几乎每一个追悼者都在说，他启蒙了我的人生，他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追悼中，左派和右派握手言和，70后和90后同放悲声。但此时我们说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在这座绵延数十载的武侠迷宫中，是否存在一种从未被撼动的信仰？它是否就是大家反复称颂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老爷子“射雕三部曲”时的价值观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他自己悄悄把这句话推翻了。《天龙八部》怀疑“国”，《笑傲江湖》怀疑“民”，《鹿鼎记》干脆把“侠”和“武”都给否定了。惟其如此，我这样经历过价值观破碎又重塑的人，才更与金庸心有戚戚——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哪当得起那一句饱满铿锵？倒是配得上那一地碎片萧索，秋风余响。

金庸去世后，我的朋友马师傅写下这段话，硬糖君心有戚戚，在此援引。

类型小说最可爱处，在于其有纯粹的善恶曲直，报应不爽。然而其之所以可爱，正因为真实的人生与世界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既无法获得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眼前也没有一条笔直无疑的道路，而是无尽迷宫。若真能有仇报仇，那倒好了，苦练武功就是。纵是金庸堪称完满的一生，又岂曾真如大侠们般快意恩仇。

和很多人一样，硬糖君最初的人生“大道理”，是在金庸武侠里学来的：他用杨过和小龙女，告诉我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爱情；他用韦小宝的投机取巧，告诉我小混蛋要比大侠吃香得多；他用葵花宝典的邪恶，告诉我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但过了学道理的年纪，才发现光靠侠义无法安身立命。然而心里总有一块精神乐园，那里天高海阔，处江湖之远。堆积多年的未解之谜大概再也不会有答案了：独孤求败究竟有多厉害，扫地僧的来历，练葵花宝典能不能跳过第一个步骤........

人们怀念金庸，无法释怀人生已走到“不断失去”的年纪。金庸远去，那个江湖还在吗？其实，即便金庸还在，江湖也早不是那个江湖。从来都不是。

权力世界

金庸不在，江湖远去。不管旧读者承认与否，属于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时代彻底落幕。时至今日，武侠江湖风光不再，金庸剧翻拍已经沦为给新人练手的便宜IP，武侠小说创作更是趋于没落。

这是一个充满碎片且享受碎片的娱乐时代。玄幻小说的移山赶海，早就击碎了武侠小说的贴身肉搏；打怪升级替代了为国为民，脚踏虚空碾压气沉丹田；武侠小说被束之高阁，侠义精神被彻底消解。

但那个时代又是多么光辉的时代，让硬糖君很想像不讨人喜欢的高龄人士那样说，“我们当初看的书，比你们现在这些强多啦”。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辍，总共发表了十四部作品。他把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盟约，践踏了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

《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暗淡无光。

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

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是“坚持到底”的。但最终，他还是以《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

正如吴霭仪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最终走回了传统士大夫式观念。

遗传密码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

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金庸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

但金庸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因为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

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外，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处。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

他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1947年10月，金庸考取上海《大公报》电讯翻译，迈进了在中国百年报业史上以敢言著称、在动荡乱世始终坚持“文人论政”传统的《大公报》大门。《大公报》老报人的精神气质，对金庸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7年底，《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报纸创办人带领一批骨干奔赴香港，着手筹备《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金庸随之南下。这是他命运中最大的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在这里展开。他在香港生根、成家、创业、办报纸、写小说，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大厦。

自1955年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直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宣布“封笔”，前后17年共写武侠小说15部。武侠小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华人社会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金庸”这个笔名，甚至淹没了创立《明报》的查良镛。

邓小平和蒋经国，晚年都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以研究武侠小说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金学”，也成为显学。

家事多磨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中西混杂的地主，有一年的圣诞节，他送给金庸的礼物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

1951年4月，查枢卿被错判枪决。后来平反昭雪，金庸去信说：“为家父查枢卿平反，感激异常，此事过去已久，当时牵涉甚多社会历史原因，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前之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郑重致谢。”后来邓小平接见金庸时谈及此事时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头赞同。

金庸一生有三次大的婚变。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治芬，因婚外情背离了他。1956年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结婚，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后在《明报》草创时期朱玫与金庸合力苦斗，生下两男两女。

可是当《明报》兴旺发达时期，金庸却移情别恋，结束了与朱玫的婚姻关系。朱玫在孤独与贫困中度过了一生，1998病故时63岁。得知死讯，金庸表态“我对不起朱玫”。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认识金庸时只有16岁，比金庸小20岁，那时她是香港一家酒店的招待。那天刚好金庸与朱玫吵过架，失意至极，来到这一家扎角丽池酒店闷坐。林姑娘想请金庸吃碗面，于是二人一见钟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金庸只好与朱玫离婚，与林乐怡结婚。

1957年，金庸化名“林欢”，为长城写剧本。由此认识夏梦。金庸为夏梦量身制作的古装片《绝代佳人》大获好评，并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

金庸难得的一次当导演，就是夏梦主演的戏曲电影《王老虎抢亲》，这部电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掀起了中国戏曲电影的热潮。金庸曾说：“西施长什么样不知道，不过她至少要有夏梦之姿，才算名不虚传。”据说金庸小说中的王语嫣、小龙女等美人的原型都来自夏梦。

有记者曾问金庸一生浪漫有多少?金庸说: “多啦，当然我希望不要太多，爱情能简单一点当然好啦，但这是身不由已的。结了婚，同另一个人慢慢地发展下去，半年、一年、三年、四年……感情不是一两天的事，割不掉的啦。”

多面金庸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揄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

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韬、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金庸以记者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986年9月，基本法草委会决定下分5个小组。他和北大法律系主任萧蔚云教授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负责召集、主持政制小组会议，协调小组工作。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

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在两岸的官员、学者中，都有金庸的小说迷。他是“海峡两岸都吃得开”的人。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身居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长期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淫影响，饮威士忌酒、吃牛排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他在商业时代如鱼得水。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逃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

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

《天龙八部》里写“人生在世，去若朝露。魂归来兮，哀我何悲。”谨以此，悼念金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