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太空放卫星

这个春节，太空“火了”。

截至2019年2月9日下午6:17分，《流浪地球》总票房突破15亿。

这部由阿里影业联合出品、淘票票联合发行的科幻电影，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也将中国电影工业推向崭新的高度，在春节掀起一股股畅想宇宙与太空浪潮。

新一代电影人造太空梦的另一边，新一代创业者则忙着创太空业，比如这位80后青年。

踏进蓝海

1月21日13时42分，潇湘一号03星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上，搭载着天仪自主研制的离轨帆——这个装置可避免立方星失效后变成滞留太空的太空垃圾。

这是天仪的2019年“第一星”，也是天仪的第6次太空任务。

过去一年，这家还有些神秘的民间研究院，成功发射了10余颗卫星，获得超6000万的卫星业务收入。成立不到3年，CEO杨峰就带领59人团队，闯进“2018中国商业航天30强”。

在商业航天的赛道上，仰望星空的中国创业者，正在奋力追赶Space X们。

1982年在湖南娄底出生的杨峰，曾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做着“规矩而正确”的人生选择——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再去加拿大留学，回国后进入一家央企做文秘。

然而，他快速结束了这种生活。

“我那时比较自负，当了几年秘书后，觉得和我内心的特立独行非常不符，就创业了。”

他和几个同学凑钱，一起开了家技术公司，但公司运营一年，没赚到一分钱。

公司濒临倒闭之时，杨峰经同学介绍，拿到一份航天五院总体部软件开发外协的工作。

这不仅救了公司一命，还让杨峰看到了商业航天这片“蓝海”。

那是2014年，国际商业航天正发展火热——火箭端有“SpaceX”、卫星端有“Planet”、载荷端有“Made in Space”。这让杨峰看到了机遇。

也是在这时，他结识了任维佳。

任维佳出身清华，曾在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任主任工程师，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六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空间站等任务，对航天“爱得深沉”。

也是在2014年，任维佳偶然接触到商业融资模式，遂感新奇。彼时商业微小卫星技术日趋成熟，商业航天尤其是微小卫星的春天将至，他创业的心思，与杨峰不谋而合。

当时，国内商业卫星的研制发射未被政府明文允许。因此，在寻找融资的过程中，杨峰频遭质疑：“这事儿归国家管，民营公司做，没前途。”

杨峰没有放弃，只是蛰伏。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通知》。这表明，国家开始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及系统建设。

从此开始，我国商业航天开始大踏步向前。

杨峰敏锐地跟上了时代。东风一到，他就辞职开始了二次创业，与任维佳合作，组建了一支30人团队。

2016年，天仪研究院成立，受湖南省政府的邀约，落地长沙市高新区。

“我们在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造卫星！”杨峰充满信心。

然而，没有国家兜底，怎么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造出卫星？

现任天仪CTO的任维佳，不得不转换“国家队”5年研发周期的旧有思维模式，加班熬夜，“偷一个小时”抓紧休息。

卫星需要实验，模拟太空环境发现潜在风险；各部件完成组装成形，实验的结果不理想，任维佳就拆了另装，重新来过……

2016年11月，还不到一岁的天仪，将自己研制的“潇湘一号”拿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星箭分离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在杨峰度过“一生中最漫长的19秒”后，天仪的第一个“孩子”跃入宇宙。

这是中国首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彼时，天仪全靠自己，未拿国家一分钱。

适合的才是最好

天仪成立不久，杨峰、任维佳为主的“团魂”就向团队提出“三不”原则：不直接承接国家任务，不和体制内传统科研院所竞争国家卫星任务；不销售单颗卫星；不做国家已布局的卫星应用，不直接涉足遥感、通信、导航三大传统卫星领域。

杨峰头脑非常清晰。“遥感有‘高分专项’，导航有GPS和北斗，通信卫星竞争已十分激烈，即使未来空间大，但我们这种初创型团队，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适合什么。”

任维佳也体会过体制内的无奈。在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作时，他曾负责审核有机会被带上天的科学项目，“1000份里面不过几十份入选”。

那么，单打独斗的天仪，路在何方？

在市场调研中，杨峰发现，2017年全球发射的卫星中，有17%用于科研，这个领域有明确需求且有付费能力。

中国空间站计划在2022年建成，届时只有不超过百个科学实验项目能被送进太空进行验证，但全国至少有一千多个项目在排队等待。

反过来想，排不上队的科研给了天仪市场。“这个市场规模小，‘国家队’看不上，其他民营企业也没有涉足。”杨峰抓住了机会。

2017年7月，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与天仪达成合作。2018年10月天仪与清华大学及铜川市联合研制的天文探测卫星“铜川一号”成功升空，12月，该卫星上的X射线偏振探测器成功探测到空间X射线和带电粒子触发的径迹。

X射线是电磁波的一种，而它的电场振动方向，称为偏振。1975年，装载在OSO-8卫星上的X射线偏振仪实现了第一次精确的天文X射线偏振测量。40余年后，在中国，天仪实现了新的进步。

杨峰认为，天仪研究院的优势可以在于，将在轨实验服务（立项、审批、设计、研制、发射）的时间从十年降至一年，把实验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合作与付费机制灵活。

专注于微小卫星研制与服务，成为天仪对自己的业务定位。

除服务于科学，微小卫星还有其他许多灵活的用途。

例如，天仪一颗名为“MINIHubble”的天文卫星，可搭载专业的光学天文望远镜，天文爱好者们可分时租用，通过登录网站，控制整个卫星，拍摄任何想要拍摄的天区；除了租用时段，也可直接购买卫星上的实验工位，还可私人订制卫星。

今年寒假，天仪学院还打造出一个面向青少年的太空科学素质训练营。学员可以学习宇宙探秘、火箭制造知识，还可以体验卫星工程实践、月球揭秘及探月工程等丰富的航天科技内容。

杨峰的愿景是，通过微小卫星降低实验成本，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太空探索。

杨峰的“野心”

除了找到合适自己的市场和业务定位，快，也是民间企业的差异化优势。

在商业航天的赛道上“飙车”，“人才”这个引擎决定着你的时速。

天仪初创时的30人，基本都来自航天研究所，都是在业内深耕多年的老手。

对于人员引进，杨峰非常谨慎。“商业航天是一个长跑，我们更希望能够扩充团队的质量，而非数量。”

截至2018年底，团队也仅59人。

速度快的优势不光体现在公司成长，也在业务本身。

出于成本考量，商业卫星产业的玩家都想建立卫星平台，“越是量产，越是便宜”。

“量产”的野心掀起浪潮：用最快的速度建“星座”——不同轨道的一组卫星。

目前国内，民营卫星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很多需求未得到满足。零壹空间副总裁周先亮曾举例：国内虽然设有卫星遥感数据中心，但基础检测主要靠人工，更新数据的频率往往只能达到一年一次。若采用卫星星座组网监测，可大幅度提高效率。

打更多的卫星上天，成为国内国际新时髦。

由于高度和频率的要求，卫星轨道资源总数是有限的。每圈轨道上，不“追尾”，均匀按照一定间隔角度只能放下一定数量的卫星。

目前，最抢手的地球静止轨道早已超容，不得不发展技术，让2到3颗卫星能挤在同一位置里。其他轨道距离还有空间，先到先得，谁都不想被甩在身后。

2017年，中国总计18次火箭发射中，商业卫星数量总计只有8颗。同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达2686亿美元。

哈工创投高级投资经理丰旭预测：未来五年，国内将有1000颗以上的小卫星发射需求。

天仪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杨峰公开表示：“2019年，天仪将开始建设自己的卫星星座，将发射约20颗微小卫星。2020年计划年产百颗卫星。”

据哈工创投对将近50家商业航天企业的统计，2018年，中国共有19家企业获得23亿元以上的投资，卫星星座运营领域8家企业融资总额超4亿元。其中，天仪的B轮融资，就贡献了1.5亿。

最大的挑战是现在

然而，不论对于天仪还是中国的商业航天，都只是“如日方升”。

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国防业务部副主任刘富荣看来，美国的商业航天已进入鼓励商业航天优先发展的3.0阶段，而中国的商业航天，尚处于美国从放松管制到开放竞争的1.5阶段。

“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一般的航天产品和服务要交给市场，政府要最大限度地购买民营企业的航天产品、技术和服务。”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曾指出。

从2015年至今，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在政策大环境的利好下，顺利完成了从卫星设计研制、火箭研制发射到卫星在轨运营及商业化应用的“从0到1”。

但在国内做卫星领域的创业，持续获得发展资金仍是一大难题。

低价，是商业航天竞争的核心。

目前，天仪一个标准卫星的成本是一百多万元。但杨峰的目标，不止于此。未来，他想把卫星的成本降到几十万甚至几万元。

星箭分离器就是天仪一次成功的尝试。

研发最初，杨峰准备花60万元购买现成器件，但临到签字的关头，他把笔一撂，不签了。

他意识到，图纸上的星箭分离器，无非就是“一个铁盒子，里面一个弹簧，外面一个开关”。

按着图纸，照葫芦画瓢，加上几百次“抛星测试”，天仪自己把星箭分离器造了出来，只花了6万元，成本比预算降低了九成。

现在，天仪计划发射足够多的卫星上天，服务更多的客户，同时快速迭代技术，继续降低成本，“这样才能赚钱”。

小步快跑的同时，杨峰也警惕“大跃进”。他觉得，“一上来就聊实现多少技术突破，赶超多少年”，不适合当下的商业航天。

“走向未来，最大的挑战是现在。”他认为，要先把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件件解决，然后，未来再去想更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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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网《不涉足三大传统卫星领域 这家国内微小卫星公司凭什么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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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商业航天三年简史：全产业链突围与多场景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