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观者眼里,国有大行在当下这场银行业改革中似乎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承接政策执行以及与生俱来的“政府基因”使其享受更多政策红利;
2.庞大的客群基数、遍布的营业网点,以及客户的高度信任感使其能有效转化存量客户;
3.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相对庞大的人才资源为金融科技发展奠定基础。
诚然,诸多因素使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难以望其项背,但国有大行同样需要遵循基本的商业逻辑。在成立之初,国有大行有各自的“政策性”任务,但在历史任务完成、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今天,国有大行也开始像股份制银行一样,逐渐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业务领域,这与传统“大而全”的印象似有不同。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银行业100强名单,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以26万多亿和22万多亿的资产规模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第二。
根据工行和建行近期发布的2018年财报显示,两家银行2018年资产总额分别升至27.7万亿和23.2万亿。但即便是这样的体量,两家银行在营业收入的结构上仍显示出区别。
根据财报,工行2018年营业收入为7737.89亿元,建行营收为6588.91亿元,工行依旧领跑行业。不过,从具体业务条线可以看出,工行的营收增长点更偏向对公业务,建行则更偏向零售业务。
随着人民币利率进一步市场化,银行利差减少已成趋势,这将给利息收入占比营收较大的银行带去较大压力。根据财报,工行2018年利息收入占营收73.99%,建行的这一比例为73.80%,二者占比相差不大。两家银行的利息收入均实现自2016年以来“三连升”,但增速放缓。值得注意的是,工行虽然拥有较大的收入基数,但增长率依旧高于建行。
从利息收入的平均收益率来看,工行2018年利息收益率最高的业务为票据贴现,其次是公司类贷款;而建行利息收益率最高的业务为个人贷款,尤其是短期贷款,平均收益率达4.81%。
银行发展战略与业务收益率之间是双向促进的过程。对业务的有效经营有助于该项业务收益率的提高,反过来,银行的战略重心自然会倾向拥有高收益率的业务条线。
以建行为例,财报显示,建行2018年末境内个人贷款余额5.84万亿元,增幅为12.4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居同业首位;与之相对,建行报告期末公司类贷款及垫款增幅仅为0.84%,其中对公短期贷款和垫款期末平均余额同比减少6.45%,由此获得的利息收入同比减少3.58%。
有分析称,这也助推了建行着力发展个人住房贷款,“推进住房租赁战略”是建行董事长田国立在致辞中的首要话题。而实际上,工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贷款及垫资的比例为81.5%,还略高于建行的这一比例(81.4%)。但据财报显示,工行将放贷的重点聚焦在扶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资金需求上。
从银行表外业务收入来看,受2018年“资管新规”“商业银行理财新规”等因素的影响,工行和建行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对营收比率一项上均出现下降。财报显示,建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对营业收入的比率为五年来最低,至18.67%,同比下降28个bp;工行的这一比率为18.78%,同比下降44个bp,降幅更大。虽然两家银行的这一指标均呈三年连降,但该项非息收入的增长率在2018年实现由负转正。
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两家银行的理财业务收入均出现大幅跳水,工行理财业务收入同比下降39.2%,建行同比下降44.55%。
从收入结构看,工行的非息收入主要来自银行卡、理财、投行和结算清算业务,其中银行卡和结算清算业务收入增长明显;而建行的非息收入主要来自银行卡、电子银行、代理业务,其中电子银行业务收入报告期内增长迅猛,同比增长98.96%。
在主要创收业务上,工行在银行卡和结算清算两项主力业务上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而建行相较之下在主要创收业务上增长较缓,其中代理业务手续费受代理保险收入减少而同比下降1.3%。
同时,从财报可以看出,两家银行都在积极寻求表外业务的创新。除传统信用卡分期付款手续费外,工行在第三方支付增长背景下积极发展资金结算业务,建行则加大投资顾问领域的系统开发运用。从业务创新的角度也能看出,工行聚焦对新金融生态的参与及场景建设,建行关注零售客群的转化与深耕。
综上可以看出,即便是工行与建行这样的“宇宙型大行”,在创新转型业务和培育营收新增长点时,也不是争当“全能型选手”。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对自身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正确的方向与坚持的努力同样重要。工行的利息收入表现强劲,来自其长期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资金需求,积累的庞大资产规模是其“独步武林”的根本;相较之下,建行从资产规模上无法取得优势,便从零售业务升级和中间业务的灵活转型来实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