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公司取舍之难：公益与利益的杠杆如何权衡？

2019年3月份，水滴公司宣布获得由腾讯领投，高榕资本、IDG资本、DST Global创始人尤里·米尔纳等知名投资人跟投5亿元B轮融资。

6月12日，在水滴2019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水滴公司再次宣布已完成由博裕资本领投的超10亿元C轮融资。也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水滴公司获得的融资总额已经接近16亿元人民币。并且，C轮融资的圆满完成，也意味着水滴公司离上市又近了一步。

在5月份吴鹤臣事件的影响下，水滴公司的C轮融资依旧可以如此顺利的完成，除了说明水滴公司拥有着巨大的潜力，更可见网络互助的风口确实在迅速回暖。

网络互助的风口变化

网络互助在中国的兴衰，与中国大坏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网民数量在2011年骤增至4.29亿，使得最早脱胎于病友互助QQ、微信群的康爱公社，在2011年崛起。

政策的积极导向，是让网络互助行业兴起的真正推动力量。2014年，国务院发文鼓励保险业发展提速，其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2015年1月23日，保监会颁布《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希望通过相互保险扩大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同时丰富国内保险业的市场组织形式。《试行办法》一出台，与相互保险类似的网络互助就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

仅在2016年的10个月内，就有14家网络互助平台拿到总计约2亿元的投资。腾讯、美团点评青睐的水滴互助，IDG支持的轻松筹旗下的轻松互助，经纬投资的17互助，都在早期阶段，乃至天使阶段，就拿到了千万级别的资金支持。

但是到了2016年12月底，《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发布后，保监会对网络互助平台采取了进场排查、问题平台限期整改等措施。

在监管压力下，并不具备真正产品能力、社群运营能力的不少网络互助平台，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一些本身也是抱着试水心态的互金平台，为了规避当时“网络互助金融”的一些负面舆论问题，也纷纷宣布退场。

从2016年的烈火烹油到2017年的万马齐喑，网络互助领域的朝升暮落，自然而然的让资本市场对其热情大减。不过陷入沉寂没过多久，在2018年下半年，因为巨头的入场，网络互助行业再次被引爆。

2018年10月，蚂蚁金服与信美相互合作推出“相互保”，借助阿里系的大流量入口，3天参与人数即到达330万，一个月参与人数超过2000万，到11月“相互保”改名“相互宝”，正式转型为网络互助计划。

截至2019年6月24日，加入相互宝计划的人数已经超过7365万。相比之下在2016年5月上线的水滴互助，此时会员人数也超过了7965万，同时水滴公司宣称他们水滴互助的6个计划已经为4042个家庭划拨超过5.56亿互助金。

因此在逐渐回暖的网络互助领域，水滴公司不仅熬过了监管入场的冰河期；战胜了各有来头的竞争对手们；甚至在自带巨额流量支撑的行业巨头亲自下场后，依然可以战而胜之，滴公司的优势积累可见一斑。

水滴公司的优势

在6月12日水滴的2019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沈鹏又一次提起了自己离开美团，成立水滴背后的故事：16年初，当时美团团队中的一个实习生，面临父亲重病刚刚去世，母亲又突遇重疾急需手术的情况，迫使还没毕业的他不得不依靠有限的人脉网络，向同事求助借款。

于是沈鹏曾这样总结自己创业的初衷“能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在健康的时候有保障，在得病的时候能够迅速拿到一笔资金，这其实就是我们创业的初衷。”

回顾一路走来的这三年，水滴确实并没有背离创业的初衷。自2016年以来，水滴已经发展出了“事前保障”+“事后救助”两大业务板块，其中“事前保障”包括了水滴互助、水滴保险商城两部分，而“事后救助”则包括水滴筹、水滴公益。

不过在具体落实上，“事后救助”却总先行于“事前保障”，沿着“水滴筹+水滴互助+水滴保”的顺畅逻辑链，水滴公司又将三者构建成核心产品矩阵。

分开来说：

最贴近一般用户，也最为人熟知的是水滴筹。水滴筹的使命在于通过社交场景积累流量，也是水滴公司社会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水滴互助的意义是对导入的用户进行留存以及再教育，这一步水滴公司干的也很不错，以7365万的会员数傲视群雄。

水滴保的目标就是进行商业变现，保证平台本身的盈利及存续。在这方面，相较于口碑已经做烂的传统保险，水滴保的客户经过水滴筹或者水滴互助的场景教育，可以节省大量的信任成本，实现超高的转化率。

自诞生之初，就与各种“诈捐”事件的纠缠不休，很多人对水滴筹的“不作为”深感愤怒，指责水滴筹透支公众信任和爱心的声音从未断绝过，这些指责声甚至对水滴互助和水滴保的业务也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水滴公司从未刻意推诿过，除了积极推动《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的签署；依靠全流程的动态监控，借助社交网络传播、大数据及舆情监控等手段，进行筹款全程监督和举报验证；还在不断努力推进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建立对公打款机制。

三年来的合规运营能力、长期构建的品牌积累，以及过往社交传播路径来实现较低成本的获客，成为水滴沉淀的资本。而数据、风控和盈利的挑战，也在这三年的发展中，逐步找到了解决方案。

三年的坚守初心和深耕行业，奠定了水滴公司与来势汹汹的行业巨头们之间展开竞争的底气，也是水滴公司能够得到资本青睐的根本原因。但是作为社会企业的水滴公司，未来能够交出资本市场满意的答卷吗？

社会企业的困境

水滴的创始人沈鹏一直坚持宣称水滴公司是一家社会企业。而社会企业是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这些公益活动主导力量之外的第四部门。

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但是社会企业不是一般的企业，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当代最典型的社会企业是尤努斯先生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将尤努斯开创的无抵押小微贷款模式发扬光大，尤努斯也因此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

格莱珉银行的模式被100多个国家复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200多个试点、拥有900万客户，惠及全球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但在中国，尤努斯表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项目，我没有满意的。”

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最大的阻碍，始终是那些致力于将普惠金融的高利贷化的高利贷者。比方说，不断暴雷的P2P平台，使得贷款的监管不断趋于严格，而更早之前非法集资的各路牛鬼蛇神，是导致中国的格莱珉模式项目始终无法开展存款业务的罪魁祸首。

与格莱珉类似，水滴公司的很多困境，都来源于那些试图借公益名义牟利的筹款平台和互助平台。一些小的筹款平台在帮助患者发起筹款过程中，会在患者筹集的款项中收取一部分的服务费，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说明这种行为违法，但这种行为明显不符合爱心人士捐款的本意，这些平台可能导致的恶劣后果，或许会带来更严厉的监管，而这势必会扰乱整个网络互助领域的秩序。

比格莱珉更糟糕的是，相比于尤努斯先生基于社会学原理的善意和信赖，构建初的一整套可持续运作、经过长达四十年时间验证的商业模式。水滴筹的商业化探索，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水滴公司的商业道路

水滴公司的商业价值依靠“水滴筹-水滴互助-水滴保”的逻辑链实现，而盈利的重任由真正的用户消费场景，水滴保来承担。水滴保成立于2017年，是一个经过中国保监会核准、具有互联网保险销售资质的互联网保险特卖平台。水滴保并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一个保险销售平台。目前，水滴保的保险产品主要来自于中国太平、光大永明人寿、百年人寿、中国人保等保险公司。

因此，实际上水滴保每卖出一份保险，就需要向保险公司付出很大一部分分成，其利润率理所当然会比较低。

另一方面水滴保的客户经过水滴互助的场景教育，可以实现超高的存客率。但在水滴筹向水滴互助导流，以及水滴互助向水滴保导流的两个过程中，为实现高效导流，水滴互助和水滴保的界面会频繁弹出。这对捐款者、筹款者、以及参加水滴互助的人来说，就像频繁弹出的广告一样讨厌，用户体验极差。

在水滴公司用户转化的过程中，水滴互助是至关重要的中转站，但是这个中转站目前受到来自蚂蚁金服相互宝的强烈威胁。除去用户体验和蚂蚁金服的金融场景信用加成，相互宝的便捷程度和实惠性也远远超过水滴互助，虽然水滴互助在用户量上还保有一定优势，但是这个优势还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资本看好水滴公司，其实也并非看好水滴公司可以面对巨头持续保持优势，只是因为水滴背后网络互助行业价值千亿的市场潜力过于诱人。水滴相比较而言，不过是为数不多可以插手这块大蛋糕的优质入口罢了。

因此用社会企业标榜自身的水滴筹，要想真正实现公益和商业之间的平衡，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坚守初心。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以从容应对未来的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