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1993,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

1983-1993,校园民谣的黄金时代

继《大约在冬季》后,《一生有你》也来了。

继《大约在冬季》后,《一生有你》也来了。金曲电影已不新鲜,倒是校园民谣,他不提,我都快忘了。

民谣界曾有一个传言,那就是: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后,再也没唱过《一生有你》。而时隔多年被问到和卢庚戌的关系,李健也只说:“没有什么恩怨”。

今天在台下大喊“健哥”,并把他当段子手赏玩的年轻歌迷,大多是从《传奇》开始入坑的。而那个穿着白T恤,插着手靠着爬山虎的李健,注定成为后来的李健必须要“跳离”的部分。

跳离校园民谣的文化圈子和商业困境,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李健。世纪之交,水木年华曾为校园民谣创造过回光返照一般的奇迹。但当他们重拾校园民谣,自己其实已经离校园很远。

校园民谣言校园事,可一个音乐人不可能永远呆在象牙塔里。发自内心源于生活的创作,和为赋新词的命题作文,终究不是一码事。于是在最困顿的时期,李健出了一张名为《音乐傲骨》的专辑。把傲骨放在明面上,多半是有点怀才不遇的气性了。这份气性和才情,终究等来了一年后春晚上的王菲。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说李健的离开,带走了校园民谣仅剩的三分才气。余后的校园民谣,成了死鱼眼珠一般的黯淡存在。

这个决定冥冥中有天意,人到中年的李健如果还唱着《一生有你》上《歌手》,多半只会成为唱着《同桌的你》的老狼一般的icon了。

不是说icon不好,而是现在的听众也变了。大家爱《南山南》《成都》《董小姐》这些爆款民谣,而它们与“校园”毫无关系,倒与“社会”惺惺相惜。百褶裙上的栀子花,香不过陌生人给的“一支兰州”。多少人爱慕的年轻容颜,美不过野马奔驰的草原。

民谣已死,误传多年,但真正死透的只有“校园民谣”。新民谣、伪民谣、城市民谣、独立民谣、转基因民谣,这些名词没有人拥有最终解释权。校园,已不是当年的校园,孕育不了单纯的校园民谣了。

尽管草坪上仍有男生在弹吉他,但你竖耳听去是《绿色》《芒种》《野狼Disco》。校园民谣嘛,大概只能用来回忆杀,让它们在大银幕上自唱哀歌以作祭。

80年,玉面学霸的春天

高晓松曾说:“无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诗集,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骠悍和温暖”。说这话的时候,他既没有大折扇,脸盘也只有如今的一半。

当年拥有“优先交配权”的,是会弹吉他的闷骚学霸。大学校园里,50块的二手红棉,海子的诗歌,罗大佑、崔健的音乐卡带,它们混合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一起躁动,化作青涩稚嫩的吟唱,牢牢霸占了姑娘们的目光。

宋柯的《日晷》,本来是刊登在清华校刊上的一首诗,谱上旋律后传唱度颇高。随后的《一走了之》,作为毕业晚会的保留曲目,风光程度堪比校歌。宋柯迅速成了可复制粘贴的模板,大批不甘落后的理工男纷纷拿起吉他,走上文青道路,学弟高晓松就在其中。

高晓松和老狼,组建了内地首支大学生乐队“青铜器”。虽然寿命不长,但风格却是狂野重金属。1991年,高晓松在清华西阶教室唱完歌后,冲到第一排,抱着他从厦门带来的女友亲了一口。

这是清华第一次初具规模的会演,后来能在校园民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都在这场会演悉数现身。

同一时期的北大,校园里最文艺的学生都集中在吉他协会。而让人猜不到的是,协会的成立者是后来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

很快,学校围墙成为通往自由的阻碍,串校“查琴”成了高校草坪battle的重头戏。如果细究,北大那时的校园民谣氛围, 甚至胜于高晓松等人为代表的清华。但北大的民谣并没有被深入挖掘,那张《没有围墙的校园》,在商业成就上和《校园民谣》完全没有可比性。

理查德·罗杰斯说:“一首歌就是它的时代的声音。”80年代的校园民谣和摇滚一样,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的。当时的大学生,对文学与艺术有着强烈的创作热情。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诗人与民谣歌手成为青年偶像的两大高产区。

而校园民谣和摇滚之间,也有着隐秘传承:有自主创作和吉他,有一群本来玩摇滚后来转向民谣的人。一动一静之间,共同代表着那个时代对于发声的渴望, 也共同面临着坎坷的命运。中国摇滚倒下来, 还有校园民谣,但校园民谣能站多久?

回过头来, 80年代摇滚和民谣确实影响深远。但在商业表现上,同样一地鸡毛,一塌糊涂。来势汹汹,昙花一现,铩羽而归,殊途同路。

尤有兴味的是,三十年后还有《乐队的夏天》等综艺为摇滚“还魂”。校园民谣的衰颓,那是连上香的人都没有。

90年,草坪音乐出校园

1993年, 黄小茂在专辑文案写下“校园民谣”四个字的时候,绝没想到它们会成为充满年代感的词。

当时在大地唱片公司任企划部主任的他,只是想搜集一些原创作品, 顺便缅怀一下青春。《校园民谣Ⅰ》的一炮而红,让校园民谣从一个名词, 变成一股风潮。《同桌的你》传遍大街小巷, 《青春》的哀愁至今回响,《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同桌、橡皮、那个多愁善感的女生、那封丢在风里的情书,高晓松用极其精准的白描勾勒出年少时懵懂的爱情,让整个90年代初的听众,陷入浓浓的缅怀。现在看来,这些过于直白的歌词,似乎无法承担校园民谣的高光时刻。

不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分烟抽”和“猜硬币”,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具体的生活影像。校园民谣的歌词,做到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里说的:“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这似乎可以破解“好像我也能写,但感觉就是不对”的校园民谣创作之迷。

此后,老狼、高晓松又与离开大地唱片的黄小茂合作,发表《恋恋风尘》。然而,校园民谣的整体发展已从鼎盛时期逐渐下滑。1995年,是唱片界公认的校园民谣“大裂谷”。

首先是,校园民谣与商业元素的“内核矛盾”。《校园民谣Ⅰ》一下子卖出去60万张,这次误打误撞的策划把“象牙塔作品”带到大众面前,包装成了填补市场空白的爆款。商业诱惑,让“校园民谣”这块金字招牌被反复借用,无视版权的民谣拼盘层出不穷。

一片沃土的想象力,很快被不加节制的开发者挥霍殆尽。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的Ⅱ和Ⅲ,没有了水花。这其实很讽刺,校园民谣本来排斥商业,却因为这份“清高”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最终又因为市场的乱序而手足无措,让匆匆建立起来的模式付之东流。

其次是,1994年的高校并轨收费,严重瓦解了校园民谣的创作根基。高校收费,把大学生从象牙塔里“拖拽”出来。而扩招和就业压力,让他们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业和社会实践。

此前的大学生们,在走上国家分配的工作岗位之前,有底气说“人间值得”,有足够的时间伤春悲秋。他们写民谣,类似古人吟诗作赋。只不过他们并非雪满弓刀的英雄,更像花前月下的士大夫。

而当我们批评校园民谣创作乏力时,似乎忘了是背负生存压力的大学生们早已“被阉割了兴致”。

00年,白衣胜雪终不再

1996年,高晓松和宋柯的麦田音乐成立,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是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当中收录的《好风长吟》《B小调雨后》《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全是得意之作。

与80年代的热情奔放不同,这一时期的校园民谣陡添暮气悲凉。90年代初,海子、戈麦、顾城等诗人相继自杀,折射出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个体价值与时代规训的紧张关系。

《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回声》这三首组曲,创作于高晓松惊闻顾城死讯后,具有强烈的祭奠意味。他写道:“死去的人是幸福的,而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滑稽得令人绝望的世界上坐着,在黑夜里为一张赖以糊口的唱片撰写文案。”

“诗人陨落”是校园民谣衰亡的信号。这时一个名叫朴树的青年出现了,他扛着吉他跑到高晓松面前,又给了对方一次希望。

1999年,在高晓松的推动下,朴树的《我2000年》和叶蓓的《纯真年代》问世。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多元化,这两张业内饱受赞誉的专辑,没能率领校园民谣收复失地。

2000年,卢庚戌自费录制了专辑《未来的未来》,成为校园民谣最后的寓言。此后,那些象征着青春和梦想的校园歌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到徐晓峰进华纳的时候,卖得最好的朴树也就只有80万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行音乐碟片的“黄金时代”。动辄百万+的销售,把校园民谣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台乐的入侵,大陆乐坛的崛起,争奇斗艳。只是,这热闹不再属于校园民谣。

校园民谣曾经是自我发声的奇迹故事,但这个故事里面,能发出声音的那些人,毕竟只是少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精英,珍惜并且善用掌握的先锋话语权。这种文化自觉并没有被商业化完全瓦解,只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分崩离析了。

如今的民谣音乐人,都受过校园民谣和中国摇滚的熏陶。他们清楚,校园民谣就在曾经的位置上,这可能是“校园民谣”对“民谣”最重要的影响。而最不重要的影响是,当代民谣里已没有了“校园”。

南方大雪,北方艳阳,安河桥下,玉林尽头。这些虚无的概念,只能用来安放当代人无处安放的焦虑,再也没有那个年代的流浪气质。

而我们对民谣歌手唱功的嗤之以鼻,或许更多的是对“言之无物”的愤怒转移。在90年代,当你足够真诚,没多少人去苛求音准。

也许,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温婉和含蓄,所有的怀旧和追忆只是多余的自恋。就像《百年孤独》里说的:“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校园民谣”,昙花一现是最好的结局。

封面图来自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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