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工厂女工

流水线从不会因为人来人往而停下来。

从过去的爱普生、奥林巴斯，如今的华为、富士康，一大批年轻人来过，工作，又离开。他们或许怀揣梦想来到城市，或许因生活的压力急需一份稳定的收入，但鲜少有人，尤其是女人，把这份工作当成事业对待。

“生活所迫。”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无数中国普通家庭的缩影，更能从中窥探到中国制造发展变迁的一隅。

2009年夏天，笔者曾通过朋友的劳务中介公司进入深圳爱普生，成为那年夏天近150名流水线工人中的一位。他们当中的一半，来自于湖北黄冈的一所中专院校。“当时来了三辆大巴来我们学校接人呢！“身在其中的张美玲语气略显夸张。

如今10年过去了，奥林巴斯早已卖出了深圳的工厂，深圳爱普生也将于2021年关闭，华为搬去了东莞，深圳仅剩的富士康也在用打造关灯工厂，消除“人”的成本。

那些“消失的”制造业女工，去哪了？

排队、填表、30秒自我介绍，然后伸出双手给面试官检查十指是否健全。狭小的办公室里，长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位收集资料，另一位则负责面试：“我们是不招收暑假工的，学生不要啊！“

里面的办公桌围满了人，复印身份证的工作人员语气急躁：“毕业证没有？那肯定没办法去厂里上班的，他们规定至少要中专的。”听到这句话的年轻男生摇了摇头，走出了办公室。

面试流程很短，平均到每个人大概5分钟，但填表以及等待的时间非常漫长。负责面试的劳务中介公司主管刘仪，让助理宿管员将近40位候选人带到办公室前面的长凳上坐好，临时搭建的雨棚勉强挡住下午两点的骄阳，候选者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讨论表格该如何填写。

彼时，是深圳外企在华招工的巅峰时刻，仅在松坪山便有7、8家从事劳务中介的公司。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盛况”，是由于刚进入本土市场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政策、市场、招工，全然陌生，他们既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到这么多劳动力，也不知道这么多的中国工人该如何管理。

于是，有用人需求的外资企业，希望能够找到专门的机构，帮助他们在全国各地招聘大量的员工，并且负责解决员工通勤及住宿等问题。

老吴在2007年便开始了这门生意。巅峰时期，他承租了松坪山两栋住宿楼，自行购置了3辆50座的大巴，旗下管理的员工接近700人。

每日上午7点50，大巴车会等在员工宿舍的楼下，将工人们送至奥林巴斯、爱普生等工厂；晚上6点半或者8点再把下班的工人们接回来。晚上11点左右，老吴公司的宿管员会挨个去宿舍查房——工人是否都到齐，是否有男女混宿等情况，每周末还有一次宿舍卫生情况检查，就像学生宿舍一样。

“工人的平均年龄还不到18岁，正是叛逆的时候，心智也不是特别健全，熬夜去网吧或者聚众赌博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不约束，反倒影响第二天工作，我们也很难和雇主交代。”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老吴还是有些感慨：大家都是远离家乡来到深圳拼搏的异乡人，虽然小年轻们确实比较叛逆贪玩，有时候还会发生口角，甚至一些小范围的群殴事件，但只要针对恶性事件进行开除、罚款，事情就比较容易平息了。

“其实在工厂里，很少有人会将性别这件事情单独拿出来说，大家的工作任务都是一样的，也不存在优待或者歧视。但女生在这种集体大环境中，确实比较吃亏。”谈及流水线上男女工的差别，老吴如是说道。

因争夺加班名额发生的排挤、谈恋爱后意外怀孕的迷茫、同宿舍丢化妆品后的口角、挣钱给哥哥或弟弟上学的无奈……这些频繁发生的个案，拼凑出了那些流水线上女工的轮廓剪影。

在流水线上工作10年薪水翻了40倍的励志女工、心怀大爱，誓死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深入一线的中大女硕士、从工人做起打造了一家上市公司的女强人，这样的个案被当做典型在媒体上大量宣传，却没被覆盖到以成千万计数的普通女工。而她们，才是撑起“世界工厂“的半边天。

曾经的深圳，是外企眼中的淘金圣地。

1992年，改革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外企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根据CEIC的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8年期间，外商在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一直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

制造业在我国对外开放较早，外资企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规模不断扩大，为成千上万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2007年前后，去外企流水线工作还是一件需要“走后门“的事情。老吴告诉笔者，曾经有位老同学的儿子，因为成绩太差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便托老吴将其送入了爱普生。“工作挺忙的，干得多挣得多，加班费也不错，千万别出去捣乱。”这是那位父亲的原话。

外企更具备法律意识，会给员工缴纳社保，加班工资也会按照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发放，大多数来深圳的打工者都将其作为找工作的首选。

2009年笔者进入爱普生的那个夏天，同批入职的5位小姑娘被分到同一拉（笔者注：“拉”即流水线代称）。她们都来自湖北的一所中专院校，毕业后同年级至少有120人坐上了来深圳的大巴，开头提到的张美玲便是其中一位。

16岁的年纪，远离家乡，每月不到2000元的收入里，包含了基本工资、餐补及加班补贴，但通常情况下，她们要将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寄回来家，补贴家用。

“我家里还有个哥哥，他明年就要高考了，他成绩挺好的，应该能去武汉上学。”彼时刚满16岁的张美玲，并没有想到为什么上学的不可以是自己。在她看来，成绩比自己好太多的哥哥，理应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彼时拿着高中毕业证“蒙混过关”的笔者，还曾引起过同伴们的一阵讨论：高中毕业之后干嘛不去饭店当服务生，比工厂可轻松多了。2009年的深圳并不是如今这样的天子骄子，制造业是它为数不多能拎出来“炫耀”的支柱型产业。

同年9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封面留个了4个普通的深圳女工。她们和笔者碰到的那群湖北中专毕业的女生一样，虽然普通，却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千万普通人之一。

这一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东方硅谷”中制造业工人的宿命

时代的巨轮缓缓前行。一波波产业升级的浪潮中，低端，低利润，低科技含量的制造业逐渐失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

深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获得“东方硅谷”的称号，但这不属于产业工人，低端制造业外迁成为历史车轮下的必然趋势。

2019年6月，深圳市政府《深圳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 .1%，累计占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而迁出企业逐渐呈现出由中小企业转向部分大企业的趋势。

2018年，老吴正式关闭了他的劳务派遣公司：“差不多15年的时候就有感觉这个生意比较难做了。一来是日本人来中国这么久，已经熟悉了我们的‘套路’，招聘和员工管理这些事情，他们自己来做节省成本得多；二来，出走深圳的外企也越来越多了。”

2016年5月31日，飞利浦灯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5月31日正式停止运营，不再进行任何生产。

2017年霍尼韦尔安防（中国）公司在中国深圳福永的工厂，也永久关闭。

2018年5月，深圳奥林巴斯负责人通过广播向全体员工宣布了停产，旗下1400余名工人部分将转至奥林巴斯（广州）工业有限公司工作。深圳工厂的相机业务转移至越南，高端显微镜业务则签回日本。

2019年3月，《信浓每日新闻》报导称，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涨以及环境保护保准趋严的影响，精工爱普生（Seiko Epson）计划于2021年3月关闭一座位于深圳的工厂。

这家工厂主要从事手表驱动组件的组装和电子零部件制造，若该工厂关闭，将有1700名员工被解雇，而原本该厂的业务也将转移至日本、泰国等地区进行。

日益高涨的人工成本，逐渐严苛的环保政策，让本来利润率不高的制造业步履维艰。外企将目光放到了成本更低的东南亚，中国本地一些大型的生产厂商，也做着同样的打算。

低端制造业外迁成为保全生产的最后出路，那些曾经奋斗在一线的女工们，很难找到继续留下来的理由。

“2013年就回老家了。我还算是坚持得比较久的呢！同批一起去的女同学，好多待了不到一年就走了，慢慢地也断了联系。”张美玲活泼的个性仍然保持着，但早已经换了别的工作。

回老家后，她便与同村、同是广东回来的阿广结了婚。2014年，女儿诞生后，张美玲便在镇上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休息的时候再兼职做做家政。

“其实武汉也挺好的，没必要跑到深圳那么远，现在可能赚的钱都不够花了吧。”提起回老家，张美玲并没有什么遗憾。

她和《时代》杂志封面中那四位人物一样，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在深圳留下来。

尾声

曾经将汗水与青春奉献给流水线的年轻人慢慢消失了。快递、送餐、家政、服务生，有的是能糊口的工作，还比在流水线上来得自由。

疫情在即，工厂复工无望。按照惯例，每年开春都将重来一遍的老板们哭诉招不到工的文章，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张美玲和她的女儿在家里已经待不太住了，老吴开春本来计划去南沙的考察加工厂的脚步也缓了下来。

中国产业升级的脚步还在继续，“消失的”制造业女工们，还能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