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集片酬不超40万，限薪令再升级

“申报备案公示时，制作机构须向有关广电主管部门承诺已基本完成剧本创作；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不超过40集，鼓励30集以内短剧创作；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今年2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电视剧网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红头文件形式将限集令、限薪令、剧本完善方能备案三大规定落实下来，随后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时隔70多天，限薪令疑似在疫情下再升级：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首都广播电视台节目制作协会发布最新倡议书，指出目前各电视平台、视频网站平台，购片与自制订购价格已经下降30%-40%，建议我国电视剧网剧制作成本将控制在一集400万以内，摄制人员酬劳同步降低30%，编剧、导演、男女主演片酬最高不超过制作成本的10%，全体演员酬金不超过制作成本的40%。这也就意味着主演单集片酬不超过40万，总片酬不超过1600万。

该风向似与前段时间李兰娟院士提议“高薪酬应该留给德才兼备，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高端人才，如教育、科研等等。因为他们才是国之根本，为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捧的明星”有关。从2015年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播购工作管理的通知》起，限薪令已经走过了五年多历程。从综艺限薪到电视剧网剧限薪，限薪令究竟有几分落到实处？又会带来哪些蝴蝶效应？

加重寒冬抑或挤出泡沫？

同存在于“剧本完成才能报备”政策规定的争议一样，在“限薪令”升级对于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方面，因立场和经验不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是不利，一种声音认为是利好。

“感觉更像是投石问路，毕竟现在还是‘倡议书’的阶段，红头文件还没有下来，没有实际的约束力。而且现在开工的剧组也很少，横店一天只有十个左右剧组开工，具体有什么影响还不好说，不会这么快地落实下来。”一位宅家待业的编剧如是说。“其实现在大家都有困难，我个人也非常理解，如果提前打招呼，可以携手共渡难关，适当降薪OK，如果不事先声明变相克扣，那就再见了您嘞。”

“可能对中腰部的演员影响比较大。今年行情惨淡，大家都接不到活儿，自降身价放低要求的倾向会更大一些，差不多的戏就会接。”一位明星工作室的影视文学策划这样认为。

不少从业者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负面看法。有的认为“很难真正贯彻执行，鉴于此前也有王千源6190万片酬那件事的先例。”有的认为“有点扯，商业市场干涉太多也不利于发展吧，现在这几大政策越来越严苛，加上剧本完成才能报备这些，今后明显会产量下降，从业人员退出，是以后让大家都别看电视剧了吗？”

上述看法提到的事件是去年6月，一组微信截图被曝出，疑为《七日生》剧组方人员表示“合约与现在现在国家新规不能相撞”，疑似王千源经纪人表示“这个政策就是一阵风……签我们更换的主题工作室合约……剩下的工期等签好合同再开始”，让税务风暴之后、三大平台联手六大影视公司发出演员单集片酬不超过100万、不超过5000万的声明之后，这一事件无疑捅破了“限薪令”那层脆弱的窗户纸，暴露出其落地的困难。

在不少网友谴责王千源方的同时，也有人指出“法不溯往，剧方缺乏信义，这次就是王得罪了人，有人要整他”。据了解，演员个人类型“越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就越强”，比如硬汉类型就属于较为稀缺的演员资源。另一类似事件是《异乡人》剧组公告流出，杨烁被曝出因8700万片酬和限薪令的冲突而罢演，身陷负面舆论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价格机制真正成熟完善之前，制片方与演员、经纪人甚至摄制人员等作为甲方和乙方，利益冲突将始终不断。

近日，也有不少成功限薪降价的案例。例如《安家》曝出主演孙俪片酬仅为1620万，合30万一集，比《芈月传》时期的单集85万片酬、此前网传的8000万片酬相去甚远。“网剧一哥”白一骢在采访中表示“头部演员降了近九成，正常艺人薪酬至少比巅峰时期降两三倍，行业价格混乱是因为大家都抱着赶紧捞钱的心态。”

而并未成功“限薪”“限价”的不止一部。当代明诚2019年财报显示，于十日前刚刚收官，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收视率双双破2、豆瓣评分3.5分的44集低分高收视剧《如果岁月可回头》卖出了4.71亿高价。

另外，该剧也有靳东全资控股的贤君影视参投，此前还参投了《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师》——明星资本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更低调了一点。那些多了影视投资／监制等另一重身份的头部演员，显然有片酬之外的盈利方式。

对于限薪令升级是“投石问路”，以及可能“加重寒冬”的说法，鲲池影业联合创始人、资深制片人翁志超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升级新规定会执行下来的。之前‘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也是电视协会先发文，然后广电总局出红头文件，对于所有制片方和平台方来说，都是好事儿。所谓的‘大头部不愿意’，很难。因为这是一个行业的风向标，如果大头部不愿意，大不了不找他们演就是了，演员就是这样，过一段时间没人找也就自降身价了。以前是平台要头部，现在平台自己也是投资方。不管怎么限，演员还是比很多人多赚很多的职业。”

他认为这意味着以内容为核心，成本更加回归。而“摄制人员限薪”也是合理的，“部分摄制人员要价太高了，随便一个导演都100万／集或者60万／集的报。”长期来看，仍将推动行业挤出泡沫，朝精品化转型。

几家欢喜几家愁：

明星网红化趋势或进一步加强

在那份“站不住脚”的浑水协助Wolfpack做空爱奇艺报告中，提出的一点“抬高内容价格”，表现出了对中国内容市场的不了解——新媒体版权价一般远远高于卫视版权价。按照《猎毒人》《如果岁月可回头》两部剧集94集共计4.58亿的采购价格计算，约合487万每集，在2018年已经算是相当有性价比的购价。但这份报告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限薪令之前，长视频网站所面临的采购天价尴尬境地，以及在美国做空机构眼中，中国电视剧版权价格“不可思议”的程度。

限薪令对于视频平台的利好得到明显的显现：2019年爱奇艺财报显示，2019年爱奇艺全年内容成本为222亿元，同比增长仅6%，增速首次降低到了个位数，2019年第四季度，爱奇艺的内容成本为57亿元，同比下降13%，连续四个季度保持下降。由于电视剧制作周期时长，因此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执行的限薪令影响直到去年才明显表现出来。在限薪令升级之后，平台话语权或将进一步增强，议价能力进一步提高，亏损再度收窄。

有几家欢喜，便会有几家愁。降级接戏成为普遍趋势：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一线演员接二线演员的戏，二线接三线的戏，三线接四线的戏，以此类推，七八线演员无戏可接。

短视频重度用户、直播爱好者或许会留意到，上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的明星越来越多了，明星网红化趋势增强。有MCN机构在此前的采访中提到，“以前的趋势是网红进军影视圈，现在是反过来的，越来越多的经纪公司找到我们合作孵化艺人的短视频直播账号。”这一方面与疫情期间商业活动和通告减少，无工可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限薪令有关，艺人和经纪公司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商业变现途径。

面对疫情下复工难、项目减少、降收入，不同的影视公司采取了不同的过冬方案。某影业制片人提到，身边有公司选择了转让项目份额，有的选择了全面转向中小项目而非商业大制作。

当“谨慎立项，慎重开机”成为今年政策调控方向的主旋律，“难”成为今年影视行业的主色彩，这一年会成为质重于量的转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