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浪姐》翻车看女性议题：万茜虚火、审美窄化、女性平权

30+的浪姐们，满心希望、却又满怀焦虑地盼着自己“出道成团”的生涯巅峰。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下文称《浪姐》）接近尾声之际，这档综艺逐渐丧失节目原本立意中30+女性应有的洒脱。不管是参演节目的女明星，还是豆瓣评分一路下滑的节目本身，一种急于迎合观众口味、即将出道成团的焦虑溢满屏幕。

初期的《浪姐》对女性群像的塑造颇为成功，既有《大碗宽面》的“姐姐”团魂，也有《兰花草》的“姐味”惊艳。随着浪姐们的扮相日趋少女化、《花样年华》垫底，丁当、阿朵、孟佳等实力派相继淘汰，这档节目的“尿点”也越来越多。

节目的初衷是为了鼓励30+女明星走出自己舒适圈，《浪姐》前期立意太高导致后期过于令人失望，不管是舞台还是赛制，都逐渐向市场和资本靠拢，节目的发展方向是女人，还是女孩？节目的终局是乘风破浪，还是随波逐流？

万茜虚火

底色是女性艺人市场的悲凉

《浪姐》中有一个有趣且奇特的现象：从嘉宾到观众都表达出对万茜的喜爱，从节目组到路人盘都透露着对万茜的友善，这种难得的魅力之源究竟在哪里？

万茜在娱乐圈名利场中“人淡如菊”的青衣人设，突然在30个姐姐正面较量的小场域中被放大，路人对万茜的“盲目喜爱”，除了是观众标榜自身个性审美的符号性行为，也是中国演艺圈缺乏优质青衣、青衣市场的可悲事实。

随着节目和粉丝对万茜完美人设的打造和追捧，一种奇妙的观感分歧逐渐体现，一方面，有人开始质疑万茜的舞台实力与其高人气并不匹配，另一方面，一直饱受好评的万茜，因为那句“我本来就没有一颗红的心”，突然遭遇口碑滑铁卢。在成为浪姐的万茜突然拥有热度之后，往日她“向流量妥协”的蛛丝马迹也被网友找出，作为其“人设反转”的打脸罪证。

万茜的“崩盘”或许只是《浪姐》“每周一靶子”的营销套路，这档综艺节目在标签女性上乐此不疲。从“妈味十足”伊能静，到“我哭了我装的”黄圣依、“道歉机器”张萌，“有野心、不共情”蓝盈莹，每个参演节目的女艺人都因为一定的噱头而“崩坏”。节目关键词和微博热搜更是离不开娱乐、损人议题，与女性力量相关的输出少之又少。

如果说观众对“低调有实力”的万茜的人设崩坏还有所包容，女性观众是否能够真正接受“出错/做作”的伊能静，“个性/张扬”的许飞、“性感/特色”的阿朵、“平庸/无趣”的吴昕等人，从观众对浪姐舞台的投票效果来看，她们并非现场“浪花”的第一选择，已然具有国民度和讨论度的浪姐“影视三巨头”宁静、万茜、张雨绮仍然受到观众们的青睐。

与此同时，这些备受关注的人设姐姐，她们虚高的人气是否侵犯到其他浪姐公平竞争的机会？曾因在《男人装》中独具一格的硬照表现，被誉为拥有“反东方女性魅力”的阿朵却遭遇淘汰，除此之外，具有成熟女性魅力的钟丽缇、优秀音乐制作人朱婧汐等人也相继出局，“更适合solo的”阿朵、“实力太强”的丁当”、“没有特色”的袁咏琳注定只能当炮灰。

黄晓明以协调者的身份周旋于浪姐之间，在节目未开播之前，许多观众就坐等收获女明星鸡毛蒜皮的看戏体验。《浪姐》将女艺人推上风口浪尖，也变相地收获了商业价值。人设横飞、流量为王的综艺世界，也是当下这个注意力转瞬即逝的标签时代，这档节目中的人设塑造、话题制造、热度炒高更是女性艺人市场的悲凉。

审美窄化

《浪姐》也在加固女性偏见

《浪姐》以“30+女性”为标签推广节目，从节目文案来看，外表上的“三十而骊”、事业上的“三十而励”，一时惊艳之余却有几分阴阳怪气。近段时间，数词“三十”成为国内舆论风向下标榜成熟女性的代言词。不管是综艺节目《浪姐》，还是另一部现象级影视作品《三十而已》，“三十”这条线的硬性划分初衷不坏，但根深蒂固的歧视仍在，“30+”的隐喻也是对“女性过了30就老了”的默认。

“三十而立”是孔子对于自己在30岁时所处状态的自我评价，后人往往将其视为该年龄阶段的理想生活标准，只是这种说法是在古人平均寿命不过50岁的语境下提出的。如今以30岁为一道槛，不仅缩短了女性青春的保质期，也放大了中国30+现代女性的危机感，更何况还有40+、50+女性的晚婚晚育等社会问题。

YouTube上有个“英国人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视频，是从西方语境去看这档国内矛盾的30+女性综艺节目，录制视频的英国姑娘吐槽道，英国的节目不会限制性别和年龄，“毕竟在英国，要找到三四十岁状态还很好的女人，还有点难。”

由于先天基因、骨架和皮肤护理的原因，许多30+的西方女人确实没有同龄中国女性“显小”，但“30+”也并非令西方女性焦虑的因素。对于国内大多数普通女性而言，30+意味着房子、工作、孩子等各方压力的交织，没有女明星的姣好外型和物质条件，《浪姐》“三十而骊”与“三十而励”的立意都变成了空中楼阁。

除了年龄上的设限，《浪姐》对“女团”的认知仍然模糊不清。不可否认，《浪姐》试图改变市场对亚洲女团“青春少女”的传统定义，但从第一期到最近一期，从穿着到选歌，节目的审美模式日益趋同。一群原本“姐味十足”的女明星开始“扮嫩”，“飒、炸、爽”逐渐成为浪姐们舞台考核的“隐形标准”，赛制设置“101”化，舞台表现“婧女”化，成熟女性的魅力与真正技能并未得到释放。

节目组的筛选和淘汰机制也与“谨代表个人观点”的“杜华意向”含糊不清。女团的本质是反个性，在《浪姐》镜头的聚焦之下，作为娱乐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杜华仍不加掩饰地道出了自己习以为常的女团标准“整齐划一、漂亮美丽”，杜华的大实话暴露出中国娱乐行业与社会议题焦点脱轨的问题。一帮各具特色、事业相对成功的成熟女艺人去做流水线产品“女团”，这背后的逻辑是否真正行得通？

具体到嘉宾外貌上，在出演《浪姐》的三十位女艺人中，几乎看不到微胖、肤黑、短发的角色，“白瘦美”仍是节目的首选。尽管有《创造101》中的王菊、《青春有你2》中的上官喜爱，当下的国内综艺节目在美的呈现上，多样性仍然匮乏，脱离姣好长相、体型的个性艺人出圈仍是少数。当然，外表也只是审美中的一种常规审视维度，个性化、立体的人性才是对“另类”审美更深层次的注解。

女性平权

女性议题屡屡出圈背后

《浪姐》的综艺性质与它所要输出的女权价值观并不吻合，“白瘦美”既是节目的审美标准，也是浪姐等众多女性对自身的标榜，这种异化的审美标准并非完全来自男权社会的挤压。不难发现，30+女明星在节目中自律节食、拼命保养，这种长年累月的审美思维并非只是两性文化下的产物，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有待觉醒。

而作为《浪姐》节目中为数不多的男性角色，黄晓明“保护姐姐”的直男癌思维可看又别扭，通过“这是加分项”的反复劝导对浪姐们百般呵护，显然这种行为是没有恶意的。在国内女性批评文化中成长的女演员，多半经受过导演、媒体、观众的调教与指摘，这些姐姐并非真的承受不起评委给予的低分和差评。

不仅是选拔标准、理念输出，一档主流媒体的节目呈现也应是其社会职责所在。在节目呈现中，男性角色需要意识到女性角色的能力，而并非以看似绅士的行为瓦解女性本身的权威性，否则对女性强行的呵护只会引起尴尬，而非共鸣。对于国内的综艺节目而言，突破对女性一贯的“保护”思维也是对女嘉宾的一种尊重。

根据“DT财经”的统计数据，参加《浪姐》对于一些女星来说可谓是一次自救：在参加节目的25位有表演经历的艺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女艺人在2018年-2020年年均有一部新作品播出。放眼国内的“她题材”创作，像《欢乐颂》、《三十而已》这种反映独立女性群像的影视作品还远远不够。这档聚焦于30+女艺人的综艺节目，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年女演员提高商业价值、拓宽未来戏路。

近年来，随着女性平权话题热度的持续走高，全社会对女性受到年龄歧视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加，女艺人的“年龄焦虑”更是折射出父权社会对中年女性的规训。陶虹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中年女演员职业困境背后的社会问题，从少女文化盛行、女厕所排队，再到女性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关于女性的议题正在增多。

papi酱孩子“随夫姓”被标签到田园女权上、全职太太是否属于独立女性、“30+女性”也能乘风破浪等，这些登上微博热搜的女性议题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价值。然而，当我们在谈论女权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诞生于西方语境的女权问题，已经触动了中文互联网的敏感神经，这些话语反复催逼着我们对女性地位的正视，与此同时，无休止的性别对立与无谓较劲也在加深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浪姐》高开低走，播到现在逐渐流为一档普通的综艺，由其孵化出的女性深度访谈节目《定义》却做得不错，主持人易立竞表示“我们的定义是打破定义。”抛开审美偏见和人设争议，如果这个时代不再对女性指手划脚，摘掉“30+”等标签之后，女性将得到更多的选择与尊重，乘风破浪也不再是姐姐们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