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该让“兄弟们”知晓一切吗？透明or不透明是个问题

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否向员工公开公司数据？是否向公众媒体公开？创始人们众说纷纭。开放数据，可以共享经验；但是害怕公开之后会造成损失也是全球性的现象。也许，只针对公司的员工的知情权才是最合适的。

近段时间，似乎人们都变得更加开放了，大家愿意把生活中的事无巨细地展现在互联网上。从前一天晚上吃了什么，到刚刚和男朋友吵了一架……即便事实上，网络安全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变化。近期的“艳照门”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过，仍然有些事情是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比如说，在工作人群中，薪资仍然是禁忌话题，并且有很好的理由——这样的话题会引起工作场所的紧张氛围。

近来，关于创业领域的透明度的问题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Buffer、SumAll等美国公司，他们引领了这种被Buffer CEO Joel Gascoigne称为“默认透明”的现象。或者简单地说，彻底的透明。根据Gascoigne描述，这是Buffer最高价值的企业文化之一：

在Buffer的团队中，我们有完整的薪酬透明度，并且通过优先认股权，团队的每个成员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和股权。一路走来，我们会分享公司是否正在筹款的信息、分享我们的收购意向，甚至分享银行存款余额。事实上，我们的银行资产负债和收入的数字是公开的。

当他们在网站上把这些内容分享了之后，发生了奇怪事情——成千上万的就业申请纷至沓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收到2886份求职申请。人们似乎非常欣赏公司创始人的坦率和真实性，都试图使自己成为这个羽翼未丰的公司中的中流砥柱。

反对彻底的透明度

虽然透明度作为一个正面的特质已经被普遍认可，但出人意料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初创公司真正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如此“彻底”的程度。Mark Suster是Upfront Ventures的普通合伙人，他在采访中指出，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他的核心责任之一就是要承受开创公司带来的压力。

据Suster描述，创建一个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听起来并非理所当然，而企业需要通过证明自己才能让人们“打消怀疑”，这样团队的其他成员才可以相信创始人的愿景：

创始人的心态是异于常人的。面对不确定性，他们有更强的能力接受非议并接受风险；他们并不害怕个人的失败，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有深深的耻辱感。

我们要面对残酷的事实，当公司进行一个非常冒险的尝试的时候，普通工人很可能会对公司的未来持观望态度，哪怕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也会有工人选择跳槽。

尤其是亚洲人，他们对风险的规避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在日本，大多数孩子渴望成为大公司的成功人士——也就是过工薪一族的生活。

在这些地区，加入一个初创公司本身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巨大的冒险。亚洲的创始人不愿意向员工透露公司内部的信息，因为只要有不好的迹象，他们就会跳槽。

亚洲不该墨守成规

出人意料的是，现在是时候证明这些陈词滥调并不尽然了。我们采访到一些亚洲初创公司的几个创始人表明，公司的透明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员工。

“文化的透明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允许信息自由流动。当创始人以身作则对每件事言论自由的时候，员工就会得到暗示并认识到不需要避讳任何事情，也不用担心犯错误。“最近被收购的Zopim的创始人Royston Tay在采访中说到，“消除对言论的限制使得所有的数据都被放到桌面上来讨论。”

对Tay来说，如果违反员工的知情权，会导致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为此，他们经常一起在全体员工的会议上讨论公司的事项，包括财务、即将到来的竞争、愿景、担忧等等核心的问题。

Zendesk CEO与Zopim团队

他们差一点就公开了每个人的薪酬待遇， Tay的这种想法只在他的HR团队中运行过一次：

我们对不同的人进行过调查，其中包括我的前女友和现在的妻子。很显然在亚洲地区，尊重隐私权很重要，讨论工资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更加重要的应该是是薪酬审核过程的透明度、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薪酬标准、以及薪酬与员工在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说像Zopim这样对所有的员工公开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情况——在被Zendesk收购之前，大部分员工已经是公司内部股东或期权持有人。

印尼初创公司Bukalapak也是同样的做法。Bukalapak的CEO Achmad Zaky表示强烈赞同Tay：“你无法控制员工，你只能授予他们权力，知情权就是我们公司员工的权力。我会对所有员工共享信息，如销售、交通、或任何公司指标——即使是办公室的勤杂工。”　

把人才放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

Zaky认为，在亚洲这样极其看中集体观念的地区，除了公司数据，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更大程度上地建立起人际关系。出于这个原因，Zaky不仅在公司内部开放共享数据，他也同样支持公开给公众——也就是彻底的透明：

我分享一切，因为我相信一个生态体系自身的力量。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关键信息分享给媒体或公众，将有助于我们生态体系的成长。我不担心竞争——我只希望生态体系能够发展壮大。在印度尼西亚，甚至是亚洲，初创公司生态体系还未成型。在我看来，硅谷比亚洲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对数据更加公开。如果每个人都能分享他们的经验，大家也都能够学到更多。

总部位于东京的翻译平台Gengo，也以同样的方式开拓了他们长期的“开放数据倡议”，CEO Robert Laing从他们的平台分享了广泛的业务数据。

Roger Chang，Pirate3D的创始人，也和上述情况一样，坚定地支持完全公开信息。“在初创公司工作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一个决策的失误就会导致公司的破产，”他承认：“我们的一些员工有家人的支持，所以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给予他们知情权，以帮助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明智的决定。”

Pirate3D团队

不过，对于向公众，尤其是媒体公开，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公众不可靠，只是媒体大多是“标题党”，随意发表容易造成断章取义。

当涉及到外部通信，Chang引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这是实情么？是善意的么？是必要的么？”

恐惧“透明”是世界各地企业的共性

在一般情况下，Chang会遵守亚洲的“规则”，亚洲的创始人往往不愿意公开过多，因为“他们认为有人会复制自己的想法”。但是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Chang发现他们通常会更接受共享的理念。

“可能因为他们明白，最难的部分是理念的执行，”他解释说：“如果你的想法是那么容易被复制，也许它不会是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商业模式。”

同样，Tay爽快地承认，亚洲人“性格比较少言寡语，因此可能会直觉地反对‘完全公开’。”他很快又指出，美国同行也没有好太多。“相反，我们看到不少的例子，是美国的创始人更加愿意独自处理问题。Jody Sherman是一个可悲的典型。“他回忆了去年的Sherman自杀案。

在这一点上Tay是正确的。除了领跑者，如Buffer和SumAll，很少有其他的美国初创公司达到这种透明度的水平。与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害怕损失不是亚洲初创公司的专利现象，而是全球性的。

综合上述原因，想让初创公司公开全方位的业务信息是很困难的。Willis Wee是亚洲科技的创始人，他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不论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公众，每个人都有必要事无巨细地了解所有事情？也许，透明度只是对公司的员工起到好的效果，他们是最在意公司发展状况的人，知情权会让他们更加开心更加发奋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