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创业者的自述:我每天都经历“痛苦的自我拷问”

一位女性创业者的自述:我每天都经历“痛苦的自我拷问”

当我真正投入到这帮“弄潮儿”阵营中去的时候,发现所有我读过的听说过的对“创业”本身的解读,都是隔岸观火,没有人能够替一个创业者剖析她/他所经历的“创业”究竟是什么。

一个霾特别重的周末下午,我跟一帮人在北京大望路边上的一个写字楼里玩沙盘游戏——也就是围着大富翁游戏盘一般的小桌,模拟一家公司的发展历程。游戏同伴们都是些创业者。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态度,人们开始在这家虚拟公司中领取角色,假使你不太懂财务,那么就反倒应该扮演一下财务总监。当人们问我,你不太懂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懂。于是我成了这个虚拟公司的 CEO。

那是我初初有了创业念头的起点时刻之一。后来,我辞去了《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职位,正式开始创业了。我跟前同事们进行了漫长的告别和感谢,简言之——在这家媒体的三年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最深刻的一段。

这里要谈论的是创业。由于创业太时髦,太弄潮,太多鼓舞人心或荒唐可笑的故事,太多空手套白狼随随便便就融个上千万美金的传说,它变成了人人可以调侃的话语背景——比如,我有个朋友因此有了一个很棒的创业idea,开发一个基于地理位置(LBS)的应用,让创业者和投资人自动配对(就是创业者可以拿着手机勾搭附近的投资人……),这个idea本身就是一时髦的创业概念“创业界的Airbnb”。

Airbnb的成功,使得“共享经济”成为最时髦的创业概念之一

但当我真正投入到这帮“弄潮儿”阵营中去的时候,发现所有我读过的听说过的对“创业”本身的解读,都是隔岸观火,没有人能够替一个创业者剖析她/他所经历的“创业”究竟是什么。

因为创业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地向内探索,也要努力地向外传达。基本上我需要向投资人,合伙人,1号员工,第一个用户,第一个客户……不断地剖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创业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提供了一个时间节点,逼迫你将过去的人生进行最大程度地探索和总结;创业之所以艰难,也因为要真的了解自己,一般情况下都要耗费一个人的一生,但创业者们却企图通过建造一家公司来缩短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特别野心勃勃的企图。

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从表面看,我每日飞奔向前,从对搞一个公司“什么都不懂”到略懂一二;在内里,我每天都经历痛苦的自我拷问,人生滴终极问题在我耳边回荡: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到哪里呢啊啊啊?

我是女性,是个女创业者,这件事竟然也是如此不同凡响。

性别感从未像此刻那样明确和刺眼,好像我是个女性就是一个异类——一个水族馆里的虾,被捞出来扔进了猴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视野、智力、体力的瑕疵。在开头那个创业培训营中,30个创业者,只有3位女性,我们是少数人,这就是现实中创业者性别比例的一个缩影;我听说过避而不见女性创业者的投资人,对,因为他们避而不见,所以我也没见过他们;我在有关创业的理性谈话开始之前,需要拨开一层不明朗的迷雾,进行明确身份的工作——Attention, 我们要开始一些严肃问题的讨论啦。

图片来自Twitter #iLookLikeAnEngineer 话题

然而我又受惠于自己是一个女性。我的创业方向与女性相关,我一边经历着有关女性身份的自我感知,一边在构建一个女性产品的逻辑,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交织融合,塑造了产品的基调——承认并享受男女的差异,追求的却是尽可能模糊性别的边界。这个产品将会聚拢一些女性,不同于别处的女性:她们与世界的关系是进取和好奇的,与伴侣的关系是平等与棋逢对手的,她们既是猎物也是猎手,她们也许常常陷入困境但是绝不落入窠臼……听来听去,她们其实就是一些三观和常识比较完整的人呗。

我也是个媒体人。

这个标签是如此悲壮,以至于在创业阵营中我们已经自成一类——我们曾经天生骄傲,如今却身段骤然一转,走向了否定和自我否定的极端。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失去的只有枷锁”的创业者,媒体人要摆脱的并不是枷锁,而是一种过时的荣誉感——因为是荣誉,它似乎很难放弃;因为过时,其实它朝不保夕。我的职业历程经历过中国几乎所有类型的媒体,国企(《三联生活周刊》),中外合资(《GQ》中文版),民企(现代传播),外资(《纽约时报》中文网),我感受到了即便被当作是一类人的人群隔绝和极端差异化,也理解这群人共同的强大和软弱。


媒体人是一则荣誉和枷锁并存的标签

在 “媒体人”的怜悯和自我怜悯风气中,我接受这个标签(当然我也别无选择),并努力淡然处之,试图用我的创业撷取“媒体人”标签下潜在的那些值得珍视的品质:保持对世界持久和敏感的好奇心,调动所有的感受力将世界的碎片收集起来并结构化,对智力和美有尊重甚至敬畏,对人的多样性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因为见识过权力因而对权力保持尽可能的距离和克制……这些品质品类繁多,将弥漫于我创业的整个过程。

甚至我的年龄也是这些终极拷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生于1980年代,这意味着我已经老了,更要命的是,这意味着我是有点别扭的一代。当我更年轻的时候,80后是一个被贬损的标签——因为那时候流行老成,80后还不够老。那些真正经历过1980年代文艺复兴的知识精英们,以反刍80年代来占据话语权,老成是一种时髦,80后啊,你们太嫩了。斗转星移,我们总算老成了,崇拜年轻忽然成了新的风潮。90后是人人赞美模仿甚至膜拜的标杆,80后?嗟,太陈旧。似乎生于1980年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负面标签,这一代人永远都赶不上时代。

我不得不引用我并不喜欢的一个作家,张爱玲,她赌气似地说过:他们的确年轻,但他们没有老过(大意)。这就是我此刻的感受——一个人因为青春和无知的冲动本能向前,与一个人在理解代际特征和年龄差异后做出的理性选择,这两件事有本质的差异。70后,80后,或90后,这些极度缺乏准确性的标签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对自我和他人的感受力与理解力。

作家张爱玲:“他们的确年轻,但他们没有老过”。

还有一段特别激动人心的引语,在我初入媒体圈,和骤变成创业者时,都频繁听到被人提起。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一段话——大致是说,两群人忙忙碌碌,都在搬砖,一群人说:对,所见即所得,我就是在搬砖;但另一群人逼格颇高,他们骄傲滴说:我们在建设大教堂。这段话曾经是《纽约时报》初创时一位家族所有人的口头禅;这段话也被标记在创业者们膜拜的Airbnb的创业传奇中。

蛮幸运的,我参与过了《纽约时报》式的大教堂的建造;如今这段话整天在我见过的创业者嘴边回荡,我也不自觉地借用它,用于自我鼓励与鼓励团队。但这段话却常常被人误解为“我们要改变世界”。这段话从未告诉人们大教堂是否真的得以建造,改变了世界,但是它传达了一种坚定的执念:我们的行为也许琐碎而平常,但这种行为的动机却笼罩着绮丽甚至壮观的气泡,因而让我们有了更崇高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唯一的来源就是:我相信自己。

这是一个源头问题。也是我前面这堆看似抽象实则每一句话都潜藏罄竹难书潜台词的唠叨的要义。我的创业过程,也是在进行自我合理性构建的过程,它来自于对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以及在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的努力。这个过程的意义超越了结果;这个过程已经使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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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玲珑沙龙”创始人、CEO。前媒体人,曾供职于《三联生活周刊》《GQ智族》《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创立女性兴趣沙龙移动社区“玲珑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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