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钛媒体编译自纽约客文章,作者Andrew Marantz,Joyce/编译。
HBO的情景喜剧《硅谷》(Silicon Valley)今年已经播到第三季,自播出以来少见地俘获了一批程序猿乃至科技圈大佬的心。一群貌似只懂程序的攻城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硅谷真实的创业圈生态?这篇文章告诉你,戏里有时比现实更真实,因为对创业者来说,向来都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
上世纪八十年代,迪克·克斯托罗(Dick Costolo)刚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虽然主修计算机,但他还发现自己在表演即兴喜剧方面也有一点才华。毕业之后,他就搬到芝加哥,在当地的剧院上表演课。结果,克斯托罗没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加入剧院的经纪公司,喜剧生涯就此告终。
梦想不能当饭吃,克斯托罗决定重拾老本行,从此投身科技界并创立了好几家初创公司(其中一家最终以一亿美元被谷歌收购)。2010,克斯托罗成了Twitter的CEO,第一年就拿了一千万工资。在一个慈善活动上,克斯托罗碰上了当年的同班同学史蒂夫·卡瑞尔(Steve Carell,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曾参演电影《大空头》)。卡瑞尔还打趣道,可惜你没当成演员。
2015年6月,Twitter股价停滞,在各大科技媒体均报道董事会施压将CEO踢出局时,克斯托罗坚称自己是辞职离开执掌五年的公司。三天之后,HBO播出了《硅谷》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身为科技公司“魔笛手”(Pied Piper)创始人和CEO的Richard Hendricks被董事会开除。
克斯托罗也是《硅谷》的粉丝,他表示,“我可以跟那种情况下的每一个人感同身受——被迫离开的创始人,即将接任的新CEO,还有冷眼旁观的普通员工。”
Twitter前CEO Dick 克斯托罗是美剧《硅谷》两百多位顾问的其中一位。
所谓念念不忘终有回响。那段时间在旧金山,克斯托罗有一次跟资深科技媒体人卡拉·斯韦什(Kara Swisher)共进早餐,后者一直被认为是“硅谷最让人敬畏、又最受欢迎的记者”。他们聊到了《硅谷》,克斯托罗指出,绝大部分硅谷人士都出奇地爱看这部剧,而且每个人都会自我安慰,“编剧不过是在讽刺那些烦人的科技人士——当然不包括我自己。”
斯韦什人脉满天下,正好也跟《硅谷》的两位制作人麦克·詹致(Mike Judge)和亚历·博格(Alec Berg)私交甚笃。她当即告知克斯托罗:“我会把你介绍过去的。”
一个月以后,克斯托罗就在洛杉矶跟两位制作人一起吃了个午饭(看来约饭不只是中国特色好传统)。
詹致和博格表示已经写到焦头烂额,亟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他们,当创始人努力把公司建起来结果又被开除出去后,故事该怎么进行下去。作为一部每集半个小时、充满插科打诨的喜剧,《硅谷》抠细节的程度相当感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决定雇请一位真正的业内顾问。虽然他们表示只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当过CEO的克斯托罗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但艺人梦尚未熄灭的克斯托罗立马来了兴趣。
似乎,克斯托罗以另一种方式圆了少年梦。
倒是有一件事《硅谷》剧组没能做到完全真实,那就是他们有好几个摄影棚,其中一个在洛杉矶——大概是因为硅谷房价太贵了吧。
连续三个半月,每周周一的早上,克斯托罗都会从旧金山飞到洛杉矶,打一辆Uber到卡尔弗城,把行李扔到下榻的汽车旅馆,然后就开始连续两天呆在编剧们的办公室里开始讨论。权力最大的人会坐在会议室的哪个位置?什么事情最能给像Richard这样的创业者打鸡血,什么事情又最会让他泄气?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克斯托罗会告诉他们一些自己观察到的细节,编剧们就会眼前一亮,“真是这样的?”
2016年,《硅谷》播出第三季。现在它俨然成了最有趣也最有料的美剧之一,也是第一部野心勃勃、深入剖析并反映加州科技文化的剧集。
左一Richard Hendricks(Thomas Middleditch饰),《硅谷》主角,是一名努力把自己开发的算法变成事业的天才程序员。
“真正的创业公司真的会经历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麻烦,甚至是更疯狂的事情。”备受尊崇的风投界老手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也是《硅谷》顾问之一,他告诉我,“甚至有的时候,编剧们还得删掉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观众)看起来才会觉得更真实可信。”
博格对此深有同感,真实性最终还是来自生活,“比如说有人会提出十个想法,前九个都是些疯狂又荒唐的点子,第十个却很有意思。然后你问,这第十个点子是哪里想来的?对方就会告诉我,那是他一个朋友的经历。”
虽说剧情植根于硅谷的真实生活,有时候情节本身却也能反哺现实:编剧们的机智讽刺不时地刺穿现实看清真相,反而成功“预测”了科技界的一些大事件。
说到最近的大新闻,自然少不了彼得·蒂尔(Peter Thiel)起诉Gawker,最后甚至逼到后者宣告破产。就在这桩案子发生之前,《硅谷》第三季播出了类似的桥段:巨头里的典型“混蛋”(asshole)加文·贝尔森让自己的律师想出计策,发誓要让一个说他坏话的博主闭嘴。
不过,贝尔森的原型可不是彼得·蒂尔。这里有一篇以极客态度剖析《硅谷》角色原型的文章,感兴趣的你可以戳进去瞧瞧。
要是写一部关于办公室文化的电影,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简直唾手可得。但是,如果你要认真研究一条竞业禁止条款该怎么写、典型码农最爱开什么品牌的车、老板发一场火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那就得好好做功课了。电视剧请各行各业人士来当顾问并不鲜见,因为真正的医生才能教你怎么做心肺复苏,真正的军官才会对制服的颜色异常敏感。
在过去,专业人士大多只参与剧本创作环节,看看内容有没有写错就算完事。到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每一个观众都成了挑刺的处女座,微博、贴吧、朋友圈都是发声的渠道。
杰伊·卡森(Jay Carson)曾在2008年希拉里参选总统时担任她的新闻秘书,后来就任洛杉矶副市长。2011年,他受邀成为《纸牌屋》的政治顾问。卡森这样评价观众日益挑剔的口味:“你再也不能用粗制滥造来蒙混过关了……我帮助他们(《纸牌屋》)通过了一个小测试,过了政府内部人士和普罗大众的第一关。就从我在剧组的前五年的经验来看,观众是一季比一季更挑剔了。”
在播出之前,《硅谷》也得过五关斩六将。“我们加了很多段子,但我们更努力希望营造出一个让人感到真实的世界,”博格对我说,“我们希望,那些硅谷的人——无论是瘦成竹竿的码农还是创业发家的亿万富翁——都能在看完我们的剧之后觉得,‘虽然我不喜欢他们对我们开炮,但至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
《硅谷》技术顾问乔纳森·多顿(Jonathan Dotan)的“处女座”症结更甚。一开始,他手下管的只有四个人:一名文件压缩专家、一个UI工程师(负责编写每个角色电脑上的代码)、一个技术高管、还有一位硅谷律师(负责撰写合同)。第一季播出结束时,他的团队已经扩容到十二人。多顿说,“我们不会去想,该怎么尽量避免这些镜头出现在摄像头里,而是把整个过程走一遍,让这个世界尽可能完整,看看能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现在,多顿的团队已经招揽了超过两百名顾问,其中一些是全职,大部分只是临时工,既没有工资,也不会因此拿到什么好处。但是,无论是学者、投资人和创业者,还是在谷歌、亚马逊和Netflix的雇员,他们都自愿帮忙给这部剧“挑刺”,顺便也贡献了许多他们工作中原汁原味的段子和梗。
左为制片人博格,右为《硅谷》主演之一、在剧中饰演主角创业团队成员之一Erlich Bachman的演员米勒(T.J. Miller)。
觉不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
从第一季开始,《硅谷》里的一句标志性名言就是“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在第一季的TechCrunch Disrupt旧金山大会上,创业者就像参加好声音海选一样,把自己的创业点子孤注一掷地推销给比赛评委,几乎所有人都没忘加上这句充斥硅谷、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座右铭”。
写这个大会的剧本前,詹致和博格真的跑去旧金山的大会上呆了一个周末,剧集里的观众片段就是在真实的大会里拍摄的。“首先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詹致说,“那句虚伪的嬉皮士式的话,‘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藏在背后的其实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因为,要是换个说法,‘嘿,我们只是来搞破坏顺便赚走你的钱’,那就一点也不酷了。”
想起这只同样扬言要改变世界的兔子没?
作为创作小组成员,詹致和博格的工作履历让他们能够完全理解这种硅谷文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次泡沫破裂之前,詹致在圣克拉拉当电子工程师。博格的父亲是一名生物物理学家,在哈佛大学任职,他的同胞兄弟就是一名创业的码农,在斯坦福读CS研究生时跟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就隔几个寝室。
其他编剧的选拔标准亦然,第三季加入的一位新编剧丹·里昂斯(Dan Lyons)原来是科技记者,后来跳槽加入创业公司。另一位编剧凯丽·坎帕(Carrie Kemper)毕业于斯坦福,曾在谷歌人力资源部门就职,正是她在谷歌观察到,她的上司每天早上都会用谷歌搜索自己的名字——这就成为了《硅谷》里的科技巨头Hooli公司CEO的工作习惯之一。
《硅谷》制片人麦克·詹致。
每年夏天,就在上一季结束、下一季剧本刚刚开写的时候,《硅谷》的全体编剧和制作人会去到加州北部集体采风,造访GitHub的办公室、跟AOL前CEO共进午餐、花一个下午拜访几家顶级风投、然后再跟LinkedIn创始人霍夫曼吃个晚饭,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日程。他们会在餐厅里坐下来,观察周围的人,哪个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哪个又会趁对方去洗手间时在背后拼命吐槽;有些人谈笑间就作出了天价的决策,而另一些人则会拼命用客套话敷衍。
他们甚至直接跑去问知名风投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如果是他,会不会给剧里的创业公司“魔笛手”投资。安德里森这样回答:“那个技术,要是真像剧里演的那么厉害,肯定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说到它能不能成为一家可操作的公司,谁也不知道。但是,平心而论,我们投资的公司里有一半都前途未卜。”
第二季里,主角Richard得到的一个建议——创业之初,不要抬高估值、轻易从投资人那里拿太多钱——正是安德里森给创业者的告诫。
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Google X实验室里,一间会客室就建在一个集装箱里。剧组向谷歌致敬,给《硅谷》里的科技巨头Hooli公司也加了一个专门研发“疯狂”项目的部门“登月工厂”(moonshot factory)。甚至两家公司CEO的发言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希望做得更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
“我不希望,这世上的其他人比我们更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Hooli公司CEO加文·贝尔森(Garvin Belson,台词出自《硅谷》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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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本人在剧中的映射是第一季里绝顶聪明又无礼的风投彼得·格里高利。不过,现实里的蒂尔似乎更有人情味儿——起码看起来如此——有一次还请了剧组的部分成员出席他在洛杉矶组织的派对,据说态度还不错。
其中一名制作人说,蒂尔曾表示自己相当喜欢《硅谷》,这让剧组受宠若惊,“他本人完全不像我们道听途说的那样笨手笨脚的。”
或许蒂尔真的喜欢这部剧,或许他只是在证明自己也能开玩笑,虽然可能不过是装逼,就像那句硅谷的口号一样。也或许,他的态度反映着硅谷人际关系的常态,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私人交往和商业关系相互交织,有真诚的成分,有的不过纯粹为了达成交易而已。
上为现实生活中的蒂尔,下文剧中的虚构人物格里高利。
2014年,《硅谷》在加州西部的雷德伍德城(Redwood City)举行第一次公映,现场请来了一些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在之后的派对里,埃隆·马斯克对该剧作出了颇为消极的评价:
“大部分创业都是一出肥皂剧,但也不是这样的肥皂剧。”
《硅谷》的一位编剧后来这样给出他们的说法:
“那些人越是恃才傲物,就越是会忽略这不过是一出情景喜剧,而不是一部反映他们生活的纪录片。”
或许,这么说更加中肯——当剧组写的故事跟事实相符,他们就以这种逼真而自豪;但是,如果他们哪里弄错了,那就只好怪这届观众不行,把喜剧当成真实。
饰演Bachman的T. J. 米勒相当自信地告诉我:“其实那些硅谷大佬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应对这部剧。他们没法决定自己将被冒犯还是受到恭维。而且,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演员的名气永远比他们大——好像毫无道理,但事实如此。这就能让他们发狂。”
在雷德伍德城的派对上,米勒和马斯克就小小地过了一招。马斯克本要向米勒提点关于这部剧的建议,他大概想不到米勒会说,“心领了,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建议。”后来几个女粉丝过来要求合照,马斯克都摆好姿势了,结果她们把相机递给了他——当时,参演《瑜伽熊》和《变形金刚》的米勒才是粉丝的心头好。
在美剧硅谷里,由知名科技媒体人、Recode联合创始人斯韦什组织的Code大会也搬上了荧屏(下图为剧照)。现实中,莫博士(上图左一)和斯韦什(上图左二)采访了“钢铁侠”埃隆·马斯克(上图左三)。现在的马斯克俨然成了科技圈的网红,对米勒的评价大概只有大写的不服吧。
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创始人,这样评价硅谷生态圈:
“真正的硅谷就跟剧里的一样,有一群人充满使命感,也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还有另一群人,只会说些荒唐可笑的话推销自己的app,他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克雷·塔弗(Clay Tarver)是《硅谷》庞大的制片人和编剧团队成员之一,他告诉我,“我见得越多这样的人,对他们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会觉得,虽然还是充斥着狗屁不通的废话和欲望,那儿(硅谷)的确正在发生一些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希望的事情。”
《硅谷》剧组对真实的硅谷也逐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第三季的其中一集里,“魔笛手”的销售部门想出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广告点子。背景音的台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坐在桌子旁边。桌子是让人们相聚和分享的。这就是魔笛手,我们就是这张桌子。”
一次片场休息时,饰演主角Richard Hendricks的托马斯·米德蒂奇(Thomas Middleditch)和饰演性格温和的CFO Jared的扎克·伍兹(Zach Woods)一起在手机上看到Uber的新广告。广告里是这么说的:
“想象一下原子。原子在138亿年前就出现了,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万物,从三明治到纽约城……直到几年前,原子和比特还是两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奇迹出现了。在Uber,我们思考的是,要是我们能把两个世界联结在一起,这会发生什么?”
显然两位主演并不买这套情怀,一边看就一边笑了起来。两位制片人塔弗和基弗(Dan O’Keefe)正在一旁检查视频监控,伍兹让他们看看Uber的广告,然后发问,“这就是你们写那一幕的灵感?”
塔弗回答:“事实上,我们播出这一集之后,Uber才把广告推出来。我们在想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广告,适合Facebook的广告。”
基弗接上一句:“Facebook不是桌子,是椅子。”
伍兹说:“不可能。你真这么觉得?”
塔弗说,所有大公司都是这么干的,“这让我想起伟哥早期的一个广告,他们想尽可能把信息模糊处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也挺尴尬的。”
最后,基弗一锤定音:
“告诉人们产品的真面目已经不再必要了。现在的目标是,让你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牛逼。”
米德蒂奇和伍兹被导演叫回去排下一场戏了,可惜他们没能听到塔弗最后的总结:
“我听说,在一些大公司里,他们的人事部门已经让员工不要再说“我们让世界变得更好”之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老是毫不留情地拿这句话开涮。所以我猜,至少,我们成功地让那些人停止滥用这句话,这也让世界变得更好了吧。”
不知道那些还在车库里创业、要改变世界的硅谷攻城狮服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