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有理想而不理想化才能成事

今天来这里，参加传奇社年会，非常感动和激动。刚才大家唱《联想之歌》，确实让我回忆起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一起唱《联想之歌》的情景。

当时科学院也有几位领导参会，还有中科公司的周小宁。周小宁跟我挺熟，他说，看过很多公司也有自己公司的歌，但是看到一个公司所有的人那么神圣的唱自己的歌的时候，他说这个公司了不得。

当时大家的劲头，所有的人把公司发自内心的描绘融到歌声里面，这个感觉，真的跟今天传奇社、跟大家在一起，应该是很相像的，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看到这么多同事从联想出来后，花开叶散，在全国各地创业，或者在其它组织里担任高管，为中国的经济出力，然后还能聚在一起，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正气。

刚才有位同事（张瑾）说她在王玉锁那儿，我现在跟新奥的王玉锁王总联系业务挺多，他们有个说法，说联想出来的人，全都愿意要，因为充满正气。真的是这样。

刚才几个人在诗朗诵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是承认这首诗的，都是有一股要往上奔，要改造世界，要尽自己的能力，要发挥出来的劲头，这也让我非常感动。

我最近常讲，人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过日子，一种是奔日子。今天在这的大多数人是属于奔日子。

过日子和奔日子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创业，到一定程度以后，生活差不多了，他就愿意稳住生活，比如开个小饭馆，做的还真不错，就稳在那了，回家跟老婆孩子团聚团聚，这也挺好，大多数人应该是这样。

但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不停地要往上奔！奔的意思呢，就是不停地在挑高自己的目标，今天这个事实现了，两年、三年、或者四年，达到了目标以后，又往前定了一个新的目标，接着又往前走，不停地在奔！

其实奔日子的人比过日子的人要艰难得多，因为这里面有风险，要努力。

我记得柳青小时候作文，老师出的题目是大树和小草。

她问我，您说应该愿意做大树还是小草，我说当然要做大树啊，应该鼓励做大树啊，她说老师的意思不是这样，老师是希望大家做小草。

后来我想，老师有老师对的地方，我也有我对的地方。其实社会是愿意做大树的人在往前推动。

要没有这种人，社会难以前进。大家都出去转过了，比来比去，中国人跟外国人还是有不同的。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毛病，但好的一点是，往上奔的劲头确实比别人多。你们去体会，哪个民族能这样？

犹太人可能比，欧洲人奔的劲头不够，东南亚的人也不行，美国人里边还有一部分人可以。

往上奔的劲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人可以不奔了呢？

像我这样的。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老奔那就不对了。我就要开始过日子了。

徐卫国刚才送我的字是福寿康宁，咱就该福寿康宁了。

但是要鼓励别人往前奔。今天就谈谈我自己在奔的体会，给诸位说说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奔的境界。

奔的境界有两层，一个是达到目的时的成就感。

如当年联想是拼命地想有自己品牌的机器，原来我们是卖汉卡，然后代理销售别人的机器，一直到有自己的机器的时候，就算到了一个目标。

然后下一个目标又是要奔中国第一，奔世界第一。

每到一个成果、一个阶段，通过努力，按照你的设计，一步一步地，中间有坎坷，有摔打，然后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心中是愉快的。

这种愉快和中六合彩有所不同，那个会让你一下子激动的死过去，这个是你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是奔所得到的成就感之一。

第二个就是修为了，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在奔的过程中，实际上要越过很多的挫折、艰难和坎坷。

你在过这个挫折的时候，要能够享受这个过程，那就是到了一个境界。我自己确实是摔打着走过来，到后来逐渐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如果我今天讲出来，各位能体会，逐渐把原来难受的事变成一种我愿意做的事，就会有一种新的感觉。

其实人活的就是个心态，真的就是个心态。大家都知道我肺部做了手术，但我知道这个状况后心态最平和。

这点我敢吹吹牛。通知我得肺癌是哪天呢？是我七十岁生日那天。元庆他们前一天晚上给我过的生日。

朱立南他们早就知道我有这毛病了，一直没告诉我。约好了第二天到家里去看我。

然后，朱立南带着我的医疗小组同事，还有我儿子，开始支吾了半天。怎么这个架势啊？我一看这个劲头就不对。

后来跟我说，您得的是癌症，还要动手术，您心里不要紧张。我觉得我可能是最镇定的人了，一点没有任何紧张的意思。

为什么不紧张呢？多方面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我说的，凡事就把事情想透了，想到底，到这时候，你会安之若素。  

2004、2005年的时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蒙牛访问。当时做了一个游戏，给每人发了张纸，说每个人都要很认真地填写一下，如果飞机上突然发生事故，这张纸给你们，你留下的话是什么？

那次我是认真的想了。我就想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个很幸福的人。

为什么很幸福呢？因为我越过两个阶段。我跟老曹我们这一代经受过以前那个年代的压抑，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读过一些历史、读过一些哲学，明明是把国家体制、文化大革命看透了的人，还要在那种情况下跟着叫好，心里实际上很难受的。

改革开放确实一下子把我们放活了。我有这两种的对比，所以我会觉得幸福。第二点就是正好赶上40岁那年我能创业。要是50岁了，可能就玩不动了。

当时根本就没觉得自己岁数大，我觉得我40岁就跟今天18岁的人一样年轻！

当时老曹从美国回来，到我家跟我说，我怎么问着你们公司的每个人都说公司要不行了，怎么就你说行呢？

就是意志坚定！它就是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幸福的感觉。

酸甜苦辣全尝过了，有我所惦记的人，也有很多人惦记着我，夫复何求啊！

真的飞机要栽下来，就栽下来吧，心里头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如果家里还有要你撑住的人，你惦记的人还在苦难之中，这些会让你心里有恐惧的地方。我都没有，所以心里就很坦荡。

那天朱立南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手术一完事，又要影响我打球的时间，我当时正找了一个教练，练得正有劲呢，因为我想把动作改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四通的老段拍死！

这一得病，一手术，就打不了老段了，因为手术后运动量大了就有点喘。但是我可以换个别的，玩别的可不可以？

所以人呢，确确实实，活的就是个心态。真的在过程中很艰难的时候，你去做它，你觉得我选的这条路，我就要这么做，我研究各种方法。

事再难，有了这种心态，也会愉快地过去。真有点像踢球。你要呆在那儿被球闷一下，一家伙球砸在你头上，你肯定受不了，不管是不是运动员。

但是当你主动去顶它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各位可以琢磨。

比如说我最痛苦的事。我办公司时有几件事最痛苦，身体不算。

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处在踩红线的边缘，屡屡为了外汇的问题、进出口的问题，确实有踩在红线边上的地方，他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真的是心里头不舒服。后来我觉得我的做法挺好。比如进出口，你要直接走私的话，那就是真的走私。

还有一种是完全用正规渠道，但正常进口的元器件，要贵出百分之三百多，没有人那么做。我们就把它定成为五颗星。

中间这颗星，把凡是有风险的事，让别人去完成，我们把利益分出去。我们拿到的是正规的东西， 赚的是卖机器的钱。

当然这么做依然还会有问题，有一次一个同事跟进出口商有勾连，没按我这个防火墙去做，就被警方抓了，很危险吧。

这件事安全渡过以后，给我什么启发呢？我们必须得有股份！当时我给周院长写过信。

但是周光召院长、胡启恒副院长对我们再关心、再支持，也只能对我们表示很同情很理解，但是不能帮我们跟有关部门谈话，所以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后来理解领导这么做已经很不错了。

办公司贷款上科学院支持不了，能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方向引路的支持，钱得我自己来筹，还要冒政策风险。

最后的结果呢，船到达胜利彼岸的时候，我们跟香港人一比，人家是船主，我是船长。

有什么不同呢？货到那边，船主能把货物的利润拿走，而船到岸了就没我什么事了。我觉得不公平。

再加上刚才所说的风险，我就有了一个意识，要跟科学院去讨论关于产权的问题。要没有这个讨论，就没有今天的联想。

当时有年轻人给我出主意说，柳总，咱可以这么做，咱们在边上开另外一个电脑公司，你还在联想做着，当有好业务的时候，你就往这边拨，拨到一定程度，这边的钱够了，你就把那边一辞职，到这边来。

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得着你。因为公司没上市，科学院当时也没有董事会一说，这个做法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我心里会过不去。我会永远觉得对不起周院长。当时科学院里办的公司也就剩联想几个，大旗就是联想。

如果那么做，今天股份可能会多一点，但心里会永远和自己过不去。你说那是干嘛？

所以坚决不那么做！而是正正当当的、坦荡的去提出股份制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当时周院长不能给我们股份，只能给我们分红权。

后来有一次白岩松在一个大的论坛上问我，如果当时周院长不同意给你们分红权，你会怎么做？我就问白岩松，你觉得我会怎么做？诸位觉得我会怎么做？

说我会继续干的请举手！（有近一半人举手）把我觉悟估计过高！如果当时科学院说你们不能那样做，我已经准备了，坚决辞职。

我当时50岁，我觉得我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有广泛的银行人脉。我一叫，一帮子全会跟出来。这个不违法，也不违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感恩，但我也不会违心做太对不起自己的事，快意恩仇！

想想这些事怎么处理的时候，当时会为难，完了会很高兴，你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唯一不能享受的就是得病。

我觉得奔日子的人，一个是目标实现的时候是个享受，是个成就感的享受，过程本身其实也是个享受。

要想享受过程，各位，你们必须把要做的事想明白。回过头想我自己，智商中等略偏上，情商比较高，上等而已，达不到特别高。但是我的好处是我确实勤于复盘。

怎么得到复盘的概念的呢？当年刚刚从计算所出来，有一次不知道活怎么干的时候，我到我们所老副所长张修办公室，和他说起心里有气闷的事，不知道怎么弄。

张修说真要到了闷得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把事放下，出去散散心回来再干。他并没有说让你怎么去想，但给了我很大启发。

后来我发现，我们经常是被事情牵着走，顺着坡，过程就把你带到别的方向了，你原定的方向不是那儿。所以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半个月一个月就停下来把所做的事捋一遍。

我建议大家好好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不是做样子，而是真想清楚。

你看，我在外边干活，家里应该怎样，我应该怎么对待家庭，怎么对待子女、老婆，怎么对待兄弟姐妹，公司和家庭两不误。这点在企业界里是公认的。

昨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开晚会，我出了一个节目，是在我儿子婚礼上的讲话。我送给我儿子一句话，是我父亲当年关键时刻跟我说的。

我17岁高中毕业那年，受到一个重大挫折。我们高中毕业的前一个学期，就开始挑飞行员。200多人里楞就把我挑上了。

把我得意的，军官到我家里，跟我妈也说了，轰炸机是金子做成的，等等。我认为我已经被选上了，所以那一学期整个就没看书，瞎玩了半年。

但是高考报名以后，忽然间空军找到学校，通过老师跟我说，我的耳朵有些问题，因此被淘汰了。

班主任那天跟我说的时候，我一下就懵了。我招谁惹谁了！我考清华没把握，考北航还不手到擒来吗？

真的是考大学，我相信稍微用用功，成绩会很好。结果那一下就耽误了。我回到家特别沮丧。

学校已经通知我父亲了，他那天早早回家，晚上跟我母亲和我谈，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牢记心中。

父亲说，只要你做个正直的人，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我的好孩子。

这句话当时感到很温暖，觉得父亲特理解。第二天父亲还是找了学校，学校发现西军电，就是今天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兵的还没走，我就去了西军电。

到学校后“两忆三查”，我才从指导员那知道，根本不是因为耳朵问题，是因为我有个舅舅是右派。

后来我问我儿子，你知道我舅舅是右派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他想不出来。我说，我舅舅要不是右派，就没你。

我舅舅是右派我当不成飞行员就到了西军电，到了西军电就认识了一个女同学叫龚国兴,龚国兴后来就成了你妈。

要是当了飞行员就办不出联想，顶多是开飞机，开不了多久就地勤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挫折也许就是未来的机遇。

我转述给柳林的那句话是要做个正直的人，正直包括了光明磊落、坦荡，等等。

我的父亲重情重义，为人正直，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给柳林加了一句话，这也是今天想跟你们说的。

其实正直不是我最先想说的，最要想说的是，要懂得融通。换句话说，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

在我们长大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怎么会想到今天的世界会是这样,世界变化之大！有理想就是人不能没有底线，得有追求。

不理想化就是要懂得融通的意思。你们年轻人还要做事，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估计这个世纪不会比上个世纪小，不知道以后世界会发生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不懂得融通，一个劲地死心眼，我父亲后来摔得鼻青脸肿，我从他那也看到了很多东西。

所谓享受过程，是要把事情想清楚。所谓融通，就是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地把事想清楚。不然，绝对搞不到今天。

1986年，联想汉卡被物价局查处，认为我们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物价局的标准。

当时物价局定价，只看硬件本身的成本价，然后加一个20%，最大利润，就卖出去了，软件、人工的费用根本不算钱。

这样就要罚我们100多万。郭为、陈恒六出主意说应该开记者会，把这事的不合理亮出去，我把他们骂了一顿。

我说我还得接着干，还想接着活呢，我不赌这口气。后来就越来越明白，很多事情，有的事你以为对，也许并不对。

夏天来了我们就脱衣服，冬天来了咱就穿衣服，雾霾来了咱就戴口罩，或者往海南走。

不要老想着改造冬天改造夏天，时机不到改造不了，把自己改造成烈士了，那些事将来后人会去做，咱就把自己的事，口罩戴好，别受雾霾折腾，就行了。

传奇社的活动要继续搞下去，理事会要牵头讨论哪些内容大家最欢迎，怎么能做得最好，不断地反复复盘，使传奇社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