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再隐忍,柳传志发出了“晚年呐喊”

终于不再隐忍,柳传志发出了“晚年呐喊”

30多年的创业经历,柳传志一直坚持着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态度,为了企业生存,一生选择隐忍。但柳传志内心是多有不甘的,虽然他经常自嘲自己其实一直比较“怂”,但他始终还是企业界中最敢于仗义执言的。

作为中国企业家公认的精神领袖,除了2013年的“在商言商”风波,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少有污点。

2013年6月,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座谈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随后这番话在“正和岛”的企业家社交网站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董事长王瑛提出激烈的抗议,并宣布“退岛”。

柳传志此番在商言商的言论在企业界迅速引起热议,很多商界大佬都参与到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的讨论中。有不少人说这是企业家懦弱、没有社会担当的表现,也有不少企业家发声力挺柳传志。

2013年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声援柳传志,说:“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

对于舆论的批评,柳传志回应称,自己当初说“在商言商”是实事求是,“对企业无害的言论可以说,但对企业严重有害的言论不会说也不敢说。”

柳传志还称企业家与思想家有很大差别,企业家分析国家政策,更多是考虑自身企业的发展思路,不会像思想家那么高尚,思想家是真正牺牲自己为别人铺路。柳传志最后说,“作为企业家,我比较软弱但不动摇,所以我认怂。”

舆论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的批评其实并不公允。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早的弄潮儿,柳传志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但他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背后有一个肩负着数万人生计的企业,他不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企业生存负责,为数万人的生计负责,不能有丝毫鲁莽。

柳传志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他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重要历程,他晓得其中利害,所以有些可能对企业造成伤害的言论,他不会说,也不敢说。

1956年公私合营,柳传志看到资本家们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敲锣打鼓,欢欣鼓舞,但回家后都抱头痛哭,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1984年,柳传志创建联想,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联想经历了无数磨难,被机关办事员长期刁难、被迫搬迁生产工厂以及其他各种意想不到的槛,让他一直在思考企业与政治的边界。

柳传志回忆,联想创业早年,那时物价局的定价是按照成本价增加20%,人在其中贡献的智慧根本不算。联想因违反这条规定,被物价局处罚100万元,那时联想还只是一个小公司,根本无法承受,就拼了命地求人,事情拖到1988年,最后还是被罚了40万。

1988年,联想来了一批年轻人,给柳传志出主意说,应该开个记者会,把这个事情对外曝光。柳传志最后想,我还要好好办企业呢,听你们那个主意咱就死了,于是宁可交了钱,也没有像那些年轻人说的那么去做。

为了企业生存,柳传志只有选择隐忍。

柳传志还回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联想曾在深圳公司有一个生产工厂,当地海关总是没来由地罚我们,我们当时在海关总署也有认识的人,就和人家说了,总署下来调查,了解以后并没有批评当地海关,但是没有让他们再这么继续罚我们,这件事就过去了,但后边就倒霉了。”

大概1992年前后,当时联想的运营模式是从香港进口元器件,用卡车把元器件运到深圳来生产,生产完主机板以后,再运到香港,将主机板卖到美国和欧洲。“每次过关的时候,车排的非常长,到了联想这儿,当地海关一看是联想的车,就让你出来查一查。这你没话说,合理合法,查完以后,人家就让我们回头重新排队,这样一排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类似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后,柳传志就知道没法再在这儿干了,于是就把工厂搬到广东的惠州惠阳去了。柳传志说,创业早期这样的故事还能说出很多很多。

由此,柳传志当年得出的经验就是千万“别告状”,这事告状解决完了,下回别的事就等着你了。

直到最近,联想企业已经很大了,还在遇到类似的麻烦。联想在某地投资,准备建一个冷链市场,钱交完了,领导换届,下任领导上来说,这块地改为绿化带,不能投了,就这样几千万就白交了。

柳传志无奈的感叹,“我觉得这就是窝囊,要不你就把钱退给我们,要不凭什么呀!但是换作一个小企业,真的就不一定敢去找政府讨回公道了。”

也正是这30多年的创业经历,让柳传志看尽了民与官斗的结局,所以他一直坚持着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态度,为了企业生存,一生选择隐忍。

但柳传志内心是多有不甘的。虽然他经常自嘲自己其实一直比较“怂”,勇敢并不是自己突出的人格特质,但他始终还是企业界中最敢于仗义执言的。

中国需要柳传志这样有声望的企业家领袖站出来,如果连柳传志都不敢或者不能站出来发声,那还有谁敢站出来为企业家群体呐喊呢?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再审三起重大涉及产权案件,其中包括了轰动一时的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与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的案件。

2018年1月1日,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公开视频举报被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欺负与愚弄的经历。他说,“自从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来了之后,便是亚布力最黑暗的日子,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政企不分,侵占自己企业23万平方米土地,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通知》中对于强化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有几个关键表述,如“对企业家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处理企业犯罪,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政府因换届等违约,依法支持企业合理诉求”,每一则表述的背后,都曾有困扰企业家多年的沉疴。

顾雏军、张文中案件被重申,毛振华公开举报亚布力管委会,这些事件引起媒体与公众的热议,也极大的触动了柳传志,并荡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火焰。

2018年1月4日,在联想控股总部,柳传志罕见的组织了几家熟络的商业媒体,就“法制的营商环境”进行了深度沟通。

不是为了学习时下最新的业界动态,不是对外沟通联想控股的战略与经营,而是对“法制的营商环境”进行公开呼吁,这让笔者略感意外,但也从中看到了柳传志内心的声音。

在媒体沟通会上,柳传志说,“看到电视里发布这个消息时,我心里就挺激动,这两个案子当时影响非常大,顾雏军那个案子全社会都知道,张文中在社会上知名度没这么高,但在企业界影响大。这次能够重审,就代表了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认可的一条,也就是法治的公平。”

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入狱后,柳传志说,他曾数次设想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一向善于逆境求生的柳传志竟然发现自己几乎无路可走,“真是非常难”,柳传志想到都感到后怕。

柳传志希望企业的发展能告别无序的营商环境,进入一个法治的轨道,不再是让企业家感到惶恐。他大声说,“(如果)真的变成很法治的营商环境,中国人聪明才智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是不得了的。”

在与这几家媒体的沟通中,柳传志仍然显得极为审慎,称这只是在商言商范围内的“过过嘴瘾”。但我们能看到柳传志内心升腾起的那团火焰,他希望企业家未来能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

时至晚年,柳传志决定不再隐忍,而是公开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呼唤法治的营商环境。

中国企业界需要柳传志,也需要更多像柳传志这样有声望的企业家发出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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