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画像：紧缺20万！收入最低！招不到人！

“大人挺挺就过去了，孩子可不行。”凌晨十二点多，北京儿童医院楼外两个自主挂号机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而正在窗口取药的成先生说：“刚才给孩子看病的医生还向他长叹，说今天最早12点（下班）。”

这是2018年1月初北京的一个深夜。尽管街头已经行人稀少，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依然人头涌动：抱着孩子的母亲，从各地赶来拉着行李箱的大人，正在走路的小孩，一路小跑的医生……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季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每年在世界各地均有传播。因天气干燥，气温较低，冬季历来是北京市流感高发季，12月至次年1月为发病高峰期。

这样的景象是流感高发季节儿童医院的“常态”，但是今年比以往更加严峻。

日前，天津海河医院儿科被曝全科医生集体病倒，儿科医生的压力再次被推到台前。

在医生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知乎网友“richardern”称自己是儿科医生的家属，“别的科是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而儿科不一样，儿科厉害了，儿科是女人直接当牲口用。3、4天一个夜班，一周平均休息不了一天，哪有什么生活，都只能算是活着。”

尽管北方的流感在进入2018年的第二周后有所缓解，但是南方地区的流感压力依然在持续。据报道，近期广州多家医院呼吸科、儿科等门诊人数激增，其中30%-50%为流感患者。

南京儿童医院医务科主任田曼同时也是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儿科和呼吸科专家。她从事临床医学工作超过20年，有数年院内管理经验。田曼主任告诉记者，近期，因为流感高发原因，医院加强了门急诊的医生配置，增加了排班。即使调动了医院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排队依然需要数小时。

此次流感又一次测试了中国的儿童医院及儿科的承压能力。

门、急诊不堪重负

“1376号。”家住廊坊的林女士1月3日晚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挂上的号已经在1000号开外。这已经是她和丈夫第三次“折腾”带着孩子到北京儿童医院排大夜诊了。他们晚上六点从廊坊出发，晚上九点二十开始排号。等叫到号给孩子扎上针输上液后，他们还要开车赶回廊坊。

输液区，一声响亮的哭声，护士从一个一岁多的男婴头上拔下了针管。“今天来的真是不多，前两天大厅都是满的。夜班多的时候能排到1900多号。”护士说，“给孩子输液，家长要排两三个小时。到晚上八点之前都是这种状况。”

在六楼的特需门诊,一位短头发、脖子上还挂着听诊器的女医生从门诊室出来走向有着五六个护士值班的咨询台，“怎么出来了？”“在屋里太长时间了，出来透透气，看来今晚又要12点以后了。”话音落下不久，医生就又继续返回工作。

在午夜12点的儿童医院里，医生只要出现在公共区域，都是一路小跑、匆忙的身影。

除了儿童医院、妇幼保健医院，很多医院也都设置了儿科的门诊，但其夜间的急诊时间都有限制，截止于晚上八点或者十点的占绝大部分，能够24小时挂号治疗的少之又少，且一部分只接受儿科内科的挂号。“北京好多(医院)都没有，我知道的就这(附属医院)、儿研所（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还有就是三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有。”林女士说。

在离北京儿童医院二十多公里的回龙观，有一家社会办儿童医院：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这里门、急诊同样繁忙。2017年10月至今，受医保上线和季节性流行疾病刺激，北京京都儿童医院门诊量明显增加，12月份环比增长近100%。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业务院长孙绪丁说，原来医院急诊人次超过200的情况相对较少，而近几周来就诊人数普遍在400以上。目前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每天的门、急诊量在1300-1500人次之间，白天感冒相关的患儿占60%-70%。

“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是急诊高峰。”孙绪丁说，为了应对患儿就诊高峰，最大限度满足患儿就诊需求。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进行了急诊配置的调整：白天增加排班，共十几名医生出诊。原来只安排一个普通号、一个专家号，排队需要近5小时；现在调整为3个普通号，2个专家号，5个医生看病，平均排队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大幅度降低了等候时间。

门诊爆满的现象在全国各地的门诊都出现。东南网信息称，厦门市儿童医院1月3日的急诊量接近2000人。《扬子晚报》称，南京市儿童医院单日门诊量突破一万，夜间急诊也突破一千。有医院贴告示称“友情提醒：近期儿科就诊患儿骤增，候诊时间大概要3-4小时，敬请谅解。”

儿科医生缺口

儿科医生资源短缺、招聘难让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感到辄捉襟见肘。

尽管是全国名声赫赫的儿童医院，田曼主任告诉记者，南京儿童医院想要招聘到非常优质的医学毕业生也并不简单。他们的招聘要求是最低硕士学历。

2017年，南京儿童医院想招聘24名博士毕业生，但最后只招聘到2名。“硕士研究生想招名校毕业也比较困难。”田曼主任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医生来源好，能经得起岗位的锤炼。但想招好的毕业生太困难了。”

辛苦的科室最难招生。“我们一般会问（应聘者），其它科你要没有被录取，急诊科你愿不愿意干？”田曼主任说，即使是硕士生都不太愿意去急诊科。新生儿科和一些辅助科室，比如超声科、检验科等，想要招聘到高素质人才也很难。社会办儿童医院招聘医生更难。“主要是儿科医生少。”京都儿童医院业务院长孙绪丁说，“其次儿科医生风险大”也是重要原因。“我们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是聘请公立医院退休的医生，现在招聘青年医生的情况相对改善。社会办医疗机构希望医生多点执业，也因为原医院工作量太大，医生没法到第二执业点工作。”孙绪丁说，京都儿童医院目前仍然有10%-15%的青年主治医生缺口，社会办医院有时需要花高于公立医院30%～50%甚至更多的薪水招聘。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教育处处长王启明此前解释称，从卫生计生行业部门反馈情况看主要是儿科医生工作负担重、职业风险高、待遇低，难以吸引更多的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选择从事儿科医疗工作，导致出现了“一些从医者不当儿科医生”的现象。

2016年2月，在国家卫计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介绍称，初步统计我国0-14岁儿童总人数约2.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共有儿童医院99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35950个。而我国儿科门急诊量年诊疗人次4.71亿，占全国门急诊总量的9.84%；出院近2162万人次，占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数的10.3%。

另一面，二胎政策的效应也正在显现。2016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2.95％，高于2015年的12.07%.若按发达国家每千名儿童0.85—1.3名儿科医生的标准，我国儿科医生缺口在20万人以上。

执业选择遇冷

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晓琪（化名）尽管喜欢孩子、对儿科感兴趣，但她并不打算毕业后做一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又苦又累是有目共睹的，从我咨询过的儿科医生来看，都说待遇短期不可能提高。”

尽管政府倡导临床医学生选择儿科，但记者了解的信息显示，依然有很多医学生并不将儿科作为职业选择。

田曼主任分析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时称，因为儿童病情变化快，风险大。儿科医生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风险远远高于其它专科。

另一方面，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等院校本科没有设置儿科专业。在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时，我国取消了儿科专业，不再单独设置五官科学、儿科学、中医外科学等临床二级学科的专业，调整优化为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本科临床医学教育的定位为学习内科、外科、儿科等临床各科基本知识的通科教育。从医学毕业生到儿科、内科等专科医生的培养是通过学生毕业后进入医院接受专科培训和研究生教育来完成。

田曼主任是在1998年之前进入大学，她选择了儿科。“报考的时候没有了解那么多。和孩子打交道嘛，简单、开心。儿科系毕业就只能做儿科。”

2015年起，国家鼓励儿科和全科医生培养。2016年，教育部、国家卫计委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恢复儿科专业，2017年新增儿科本科专业的20所高校包括，首都医科大学、西南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下一步国家将扩大儿科医学招生规模，到2020年每个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现在，仅有极少数医学院本科设有儿科专业。很多学校并没有专门设置儿科专业。以南京部分高校为例，南京医科大学恢复了儿科本科专业，正在培养恢复后首届儿科医学生。

但医学专业从本科到毕业从业还需要时间，从2016年第一批高校恢复儿科专业后，那些未来的儿科大夫，目前来看依然还在就学。

稀少的专门设置儿科专业，并不是完全堵死了医学生成为儿科医生的道路。南京大学医学院设置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和口腔医学（五年制）三个专业。更多的高校是五年制。临床医学系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内科、外科、儿科等科室选择职业方向去注册，参加儿科学主治医师资格考试。

参加儿科学主治医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取得医学中专学历，受聘担任医师职务满7年；取得医学大专学历，从事医师工作满6年；取得医学本科学历，从事医师工作满4年；取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从事医师工作满2年；取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对于医学生来说，可能兴趣和职业是两码事，没有真正的进去临床，很多东西只能凭想象。”在晓琪了解的情况中，很多医学生现在把儿科医生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的原因是，因为儿科非常缺人，所以非常容易做出成绩。

晓琪说，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将来做一名烧伤整形科医生。“比较符合市场规律。”晓琪有一位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弟，尽管这名学弟本人很想在未来做一名儿科医生，但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没有人支持他。“谈不上后悔。”作为一名儿科医生，田曼主任说，“我们儿科医生的内心是强大的，心地是善良的。天天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也有自己开心的地方。”

田曼呼吁，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升儿科医生的待遇，保护儿科医生的安全。她希望全社会能理解儿科医生，理解儿科疾病的急重凶险，给儿科医生打造安全的执业环境。希望出现纠纷，通过合理的途径解决，不要拿医生的生命作为威胁。

收入最低的专科

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基本工资+奖金，对于有编制的医生来说，基本工资由财政拨款，无编制的则由医院根据合同发放，但这些都是小头，大头来自于奖金。

来自医米调研的《中国儿科医生工作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近4成儿科医生税前月收入在3000以下，9成儿科医生自认收入低于同医院医生的平均收入。

收入水平低，招不到医生。于是有许多医院干脆选择砍掉了儿科。资料显示，南京市儿童医院每年的整体业务收入只有综合性医院收入的一半。“就是因为儿科‘不赚钱’，省内很多家综合医院都砍掉了儿科，有些只保留了门诊，儿科萎缩得非常厉害。”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黄松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16年10月，三甲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发出告示，“将调整急诊儿科开诊时间，由原来的24小时变为7:50-23:00。”而调整的原因，他们言简意赅地表示，是“因我院儿科医生缺乏”。

2016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指出，将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但事实上，解决医生待遇偏低的问题一直是医疗改革推进的一大关口。面对儿科医生，如何倾斜，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方向。

2018年1月9日，在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改的角度增加儿科资源的供给。2016年国家卫计委曾同相关部门联合引发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并通过增设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增设儿科来提升资源。

此外，“降低”儿科招考分数线成为改善供给侧的选择。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加试成绩将计入考生总成绩，与当年临床类别执业医师执行相同合格线。

薪酬改革制度、医疗服务价格无疑将是重点。“这也要求各级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以及医院管理者从生活上、事业上、工作上都要为医务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保障条件，从思想上关爱，从生活上关心，从事业上支持我们的医务人员”。焦雅辉说。

一则好消息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预测，多数地区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放寒假，流感疫情季节性高峰将逐步出现回落。

（文中患者及家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