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一鸣去了扎克伯格的质询会

几天前，扎克伯格去美国国会道歉了。他西装领带，恭敬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不再是那个拖鞋少年。

“如果你的公司没按你说的运行，我们就不再有任何隐私了。”一位参议员说。

扎克伯格代表着“科技的权力”。如果不是涉及政治，很少有人能把他拖到聚光灯下，逼问他掌控的力量。他说，AI和算法能保障未来，虽然这些对他更像一个玩具。

在地球另一边，张一鸣正焦头烂额地写一封道歉信。他企图挽救自己500亿美元估值的帝国。过去一周中，它遭受了一连串打击，以致被调侃为“今日头条周”。

“我的企业价值观出了问题”，张一鸣说。这是一项很严厉的指控，意味着他放弃了躲在算法背后，愿意交出科技公司的权力，让位于人工审核。

这是一个罕见的碰撞时刻：科技公司与传统势力，正打进拳赛关键的一回合。科技公司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它们会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吗？

如果让张一鸣坐在扎克伯格的座位上，他也许能解释这一问题。

免费模式是不是必然导致“卖用户数据”？

问：我在Facebook上说我喜爱巧克力，突然就收到巧克力广告。如果我不想收到广告怎么办？用户能否为不让你们使用这些信息付费？

扎克伯格：人们真正不喜欢的是不相关的广告。虽然使用信息来使广告更具相关性，肯定会产生不适，但人们更希望我们展示的是具有相关性的内容。

如果张一鸣坐在那里，他的回答一定与扎克伯格相同：不行。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科技公司用免费换用户，再卖用户数据变现，这是否已经打成一个“死结”？破除免费，是不是终结“滥用用户数据”的关键？

事实上，广告是他们变现流量的核心途径。Facebook的2017年收入高达400亿美元，98%来自广告。今日头条在2016年的广告收入是100亿元，2017年据称有25亿美元。

对此，《好奇心日报》精辟地说，是用户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他们用免费的社交网络-被搜集数据-被卖广告-被提供能多功能-被搜集更多数据-被更精准地卖广告。”

这种模式产生的价值，也碾压付费订阅：如今，Facebook市值高达4700亿美元，今日头条估值可能也达到了500亿美元。免费模式才会产生规模效应，最终强者碾压一切。这是小而美的付费订阅不能比的。

这一模式的困境在于：有些公司不能很方便地，用广告变现流量。他们会将用户数据以其他方式变现，比如把数据卖给莆田医院，或是偷偷给固定路线的旅客涨价。当这些公司以互联网的几何速度增长，却不能获得与流量匹配的收入时，灾难就发生了。

不幸的是，收割用户数据已经是大趋势，无论数据能否得到保护。

这意味着，科技公司一定会长成新的巨兽，而监管只能追在后面跑。无论这次，质询会结果如何，扎克伯格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坐这里的人。

算法vs人工：新闻成了“重运营”的生意

问：合法的政治话语和仇恨言论，有时很难划清界线。你能否讨论一下评估它们的挑战？

扎克伯格：2004年，当我们还在宿舍里，我们没有AI技术来查看人们分享的内容。但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开发AI工具，可以主动识别出某些不良活动，并为人工团队标记出来。

如果张一鸣坐在那里，他一定很羡慕扎克伯格，能用算法当审核的挡箭牌。

去年，他也曾这样回应监管：我们是算法分发，不是人工导向。但铁拳无眼，官媒X评今日头条，强调“算法也有价值观”，要求设立主编，责任落实到人。到今天，张一鸣彻底怂了，在道歉信中痛斥自己“价值观出了问题”。两天前，快手的宿华也同样表态。

这是一次面对真实权力时，技术乐观派彻底的惨败。自媒体人keso说，“只有面临重大风险，甚至生死抉择时，你才会明白，你所掌握的那些权力，其实层级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高。”

比起扎克伯格，中国的张一鸣、宿华们处境更艰难：他们要为一种并不清晰、难于识别的价值观负责。并且一旦漏网，打击就是毁灭性的。

Facebook也许可以把用户举报当第一道防线，并逐渐交给算法。张一鸣的用户们，却既不会主动举报，也不应该看到这些信息。组织起审核团队，提前审查信息，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张一鸣已经宣布，今日头条的审核员增加到1万人，而它的目前员工总数也不过1万人，其中一半还是审查员。很快，审查员就会成为它的主体。

这即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生产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将转向“重运营”模式。

它的结果是，创业生态将改变。对于大公司，审查员开支可能并不是问题。昔日，新浪微博的审查员也曾塞满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小区。但对小公司，审查员却是“无法承受之重”。在2015年，今日头条的文章分发30亿次时，它的员工不过1000人。如果它诞生在现在，可能就命丧于此。

原本，内容平台的创业门槛是很低的。代际差别，比如年轻人喜欢嘻哈、技术更迭，比如带宽允许人们随手拍一段短视频，都足以撑起一个全新的内容平台。就连用户群的阶级差别，也造就了抖音、快手这样天差地别的产品。

但未来，高门槛会使行业集中度再次提升，重回大公司“不思进取”的时代。这种“颗粒度变细”的产品演化趋势，曾是中国互联网最宝贵的积累之一。

顺带一提，这种趋势也可能扩大到娱乐业。今天，海草舞和社会摇也被下架。可怜快手，立即宣布了3000人的审查计划。

技术中立必将孵化一个怪物

问：Facebook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如果一家汽车公司造的车有缺陷，人们就会去买别的车。但人们有替代Facebook的选择吗？

扎克伯格：（支支吾吾）……至少对我来说，我不这么觉得。

如果张一鸣坐在那里，回答不会好到哪里去。无论面对Facebook还是今日头条，人们都没有选择。

事实上，即便有100家今日头条，它们也会彼此淘汰，最终合并成一家。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科技公司天然是要滚雪球，吞并一切的。

面对科技公司，用户“用脚投票”的淘汰机制失效了。一方面，他们从不阅读服务条款，轻易被拿走一切。另一方面，即使你拒绝他们，也无法在没有支付宝、Facebook和今日头条的世界里正常生活。

人们所说的选择，实质是一种少数人的特权。

彼时在哈佛念书时，扎克伯格的网站“FACEMASH”会抓取女生数据，让用户打分。这是一种很直白的冒犯方式，能轻易被人们辨认。但今天，科技公司的做法并没有本质不同：抓取用户数据，然后经过更复杂的打分，再卖给广告公司。

这次，扎克伯格被拖到质询会，实际是因为他影响了大选。事实上，只有冒犯到权威时，科技公司才会罕见地被拖到聚光灯下。在其他时候，科技公司就是新世界的神：他们提供了水电煤，一句道歉能摆平一切。

有了这些背景，许多话就不那么难理解了。在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百度CEO李彦宏说，“如果可以用隐私交换便捷性的话，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因为这句话，他被喷了个狗血淋头。但更确切的描述，他在2014年就说过：

“这些互联网公司其实是一堆服务器，没有人会真正地把它拎出来仔细地看一看某一个人在干一些什么事情。像马云说的我买什么东西他可以知道，但是他不会去看。”

扎克伯格还是大学生时，曾说过类似的话，被记载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

“那些人就是把数据给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信任我’，那些傻X。”

这正是科技时代的荒谬之处：权力正前所未有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公司被自由精神催生，最终成了它的反面。

很大程度上，张一鸣、扎克伯格所鼓吹的“算法中立”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算法中立”本身并不是价值的终点，而是产生它的手段。而它想对抗的东西——传统价值观，作为终点本身，却有能力占据它。这导致“算法中立”实质是一种放任态度。它必然造出超出控制的东西，成为自己“自由精神”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