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儿科已崩溃，民营诊疗能否接盘？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护士来说，被分到儿科是一个什么体验？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从医，人命关天，在与金钱不对等的责任面前，要承受委屈，忍受汗流浃背，直面医患矛盾。对于刚入行的医疗从业者来说，每日如履薄冰，如果要加上一个“更”字，那么指代的往往是儿科。

重负

和医院大多数科室不同的是，儿科的患者是未成年人，业界称之“哑科”。

孩子不会表达，一旦有所不适就会用哭闹吸引注意力。也因此，除了治疗，科室还要承担“看护”的义务。

哭闹虽是孩子天性，但那哭声医生听得闹心、家长听得揪心。有些人极其不能接受孩子的哭声，但对于一个普通的儿科医护人员来说这已然是家常便饭，不得不听。

每逢疫情爆发、寒暑季节儿科就要比平常更加忙碌。但偏偏，父母爱挂急诊。

据中山三院岭南医院的数字统计，在急诊儿科接诊的患儿中，九成以上属于发热等非急诊疾病。

广州市市妇儿医疗中心的数据也印证这一点，该院三年来40万人次的急诊病例中，超过八成属于非紧急病症。该院表示，按照分级制度，病人本来是可以选择看门诊的，没必要非得去挤急诊。

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现场预约、诊间预约，还是难以排上号。“双休日永远爆满”、“宝宝在医院干等”、“交叉感染”，让父母心急如焚。另一端，是连厕所都没时间上的医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主任医师史晓燕说：“每年11-12月都是儿内科高峰，这个时候就能感觉到，几乎是全国都在缺儿科医生！”

更有甚者，儿科医生自己得了病都顾不得治疗。

医生“疲于奔命”，家长焦头烂额。这就是儿科目前的状况。

理性与非理性需求的交织，让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变得更加不堪重负。一度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贴出暂停儿科急诊服务的通知。这一举动让该医院成为了各大媒体的报道对象。

今年一月，天津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被热传，原因是儿科医生因超负荷工作全部病倒，儿科不得不停诊。

不是急症为什么挂急诊？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父母的煎熬。魏女士属于中产阶级，业余的时候乐于涉猎育儿医疗知识，她是某母婴App的深度用户。平时的时候，她侃侃而谈儿童健康，但每次孩子生病的时候，她仍然会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下意识”地往医院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看着孩子难受，她情愿病的是自己。

像魏女士一样的家长不在少数，压力最后只好由医护人员承担。

成本

可儿科正在崩溃。

“我现在不想做护士了，想去学校做校医。”北京丰台医院的一位护士对品途商业评论这样讲。她并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一再强调下，在本文中只好隐去她的姓名。

她的老公也是一名医生，在二人有了孩子以后，她和老公都没有时间去照顾，而护士“三班倒”的工作制更让她的个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她坦言已为“别人的”孩子做了很多，未来她只想能够多陪陪自己的孩子。

逃离，成为了儿科医护人员们的普遍想法。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来由。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

更有爆料，业界夜班补助最差只有十几块，而这种心酸甚至一度成为了流传在医生们之间的“段子”。

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用命换钱”，而且还是微薄的收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谈到儿科话题时，约印医疗基金投资合伙人熊水柔叹了一口气。投资医疗多年，这位颇富经验的投资人一时也难以平静。“说实在的，没有手术、‘少药’，让儿科的钱很难赚。”他对品途商业评论说道。

儿科为什么不赚钱？

据品途了解，中国到目前专门供儿童使用的化学药品，只有60多种，占整个药品中不足2%。可见，中国在儿科赛道细分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足的。

在华泰证券发布的一则报告中分析了其中原因——药厂对于儿童药的研究并不热情，因为临床试验开展困难、研发工艺相对复杂、生产要求更为苛刻、儿童年龄划分太多需要针对各年龄层依次开发，较其他药品来说，这样的开发并不经济。

此外，受到破除“以药养医”政策影响，医院对药品的已无特殊加价权。儿科开药本就少于成人剂量，这样的制度更加让儿科的整体收益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国家相关政策“锁死”了儿科在医药方面的盈利空间。据爆料，有些医院的“导尿”服务仅收费4元，几乎免费的价格不足以为医院“创收”，有时甚至还会“倒贴”。

从盈利方面看，儿科逐渐沦为众多医院的“鸡肋”科室。

作为投资人，清科创投张炜嘉的看法也是如此。“过往以药养医的时代，儿科盈利都少得可怜。有一些医疗朋友甚至直接说‘你不用看儿科了’，医院也并不看重儿科。”

工作压力无法调节、薪资待遇未得到提升，儿科不赚钱又不能引起医院重视，多方面的原因让已经发酵有一段时日的儿科医生离职潮久久不能平息。

一段时间里，某些医科院校中儿科专业的招生也陷入停滞。为了解决儿科医生不足，医院自行组织的“临床”调配、内科支援等补救措施也因专业知识不能匹配等诸多原因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民营

离职让本就少得可怜的儿科医生更加稀少。

冯先生是一名儿科医生，多年在公立医院从业，他毅然选择了离开，而后，他来到妈咪知道担任了一名医生合伙人。

类似冯先生案例还有很多，民营医疗机构确实给了医生们很大的吸引力。

张炜嘉看好民营儿科的机会：“医生多点执业、分级医疗，以及卫计委限制公立医院设备审批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整体的趋势是在鼓励民营的。”

熊水柔看到的现象也是如此，他认为未来多点执业的医生会更多。

在知名商业信息服务平台企名片中，品途商业评论共找到22家相关公司，大部分融资阶段处于早期。

而从投资赛道来看，众多资本更看好市场化较为充分的口腔科和眼科领域。道彤资本投资副总裁林祯成投资了其中的极橙齿科，他青睐于中高端服务的医疗项目。

熊水柔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觉得医疗也同样存在消费升级数信。在国家鼓励非公医疗的大趋势下，未来人们不仅看中“把病看好”，还将强调“更好的看病”。

中高端的民营医疗大有爆发之势，其背后也有着资本的助推。林祯成看到，如今参与该领域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是林林总总，有VC、有上市公司、有险资甚至还有房地产资金进入。

这几年随着IPO的医疗企业增多，资金纷纷看到了机会。

（部分民营儿科项目投资情况）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新成立的民营医疗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这种供需失衡的状况会愈演愈烈。

据国家卫计委相关统计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

建立一所专业的医院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而医生的培养也是如此。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儿科医生？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年初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共有儿童医院99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35950个。

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1.8万人，每千名0岁至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46人。

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数据显示，若以10万医生数量估计，服务2.6亿0岁至14岁儿童的话，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

这20万人非同小可，但二胎已经等不了了。

知乎网友德格扎西次仁在其博文中称：如今相当多的人在准备二胎，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将医患比从1:10猛增到1：20。

儿科整体虽还未感受到太多来自二胎的压力，但作为分支科室，新生儿科已经遭遇突如其来的冲击。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儿科医生已经不再从事原有专业，开始了“转行。”“10个儿科医生9个后悔”成为医生们的共识。

根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目前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配备0.43位儿科医生，这一数值远低于全国平均每1000人配备2.06名医师的水平。

儿科医生的绝对数量不在增加反而在降低。

在张炜嘉看来，目前医生只是在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间“平移”，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或增长乏力。

这样的“平移”对一般收入家庭来说不算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公立医院的挂号费是两位数、医药是费三位数的话，那么私立民营医院动辄就会将这个数字提高十倍。

市场

目前来看，但民营医疗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首先是没品牌。

熊水柔建议想要跳槽的医生要注意“个人品牌”的建立。但就儿科来说，想要塑造“IP”在这个行业并非易事。

和整形整容、口腔科等高度市场化的医疗服务品类不同的是，如今大众在看病的时候仍遵从“看庙不看菩萨”的原则，这一度让刚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医生“非常不适应”。

需要“未雨绸缪”。

据张炜嘉介绍，在业内，一些相当富有远见的医生早就在体制内开始了粉丝积累：“和睦家的丰医生在头条上运营自己的线上平台，而深圳怡禾健康的裴医生和自己的合伙人在公立医院积累了一百万的粉丝。”

这样的积累让他们顺利地渡过了“爬坡期”。

接着是管理。

儿科并不是一个高度赖器械、流程标准化的科室，也正因此，儿科的管理难度相对较高。由于囿于体制已久，虽然就专业上医护人员的能力并不低，但作为一家企业，单打独斗不是长久之计，正规化运营迫在眉睫。

最后是体系化。

如今的儿科正在从“大专科”走向细分，一些亚专科逐渐显现：如儿童口腔诊所、儿童康复诊所、儿童中医馆、儿童发育诊所、儿童眼科诊所、儿童心理诊所及小儿推拿等，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到地理上的服务半径影响，民营机构若想再进一步，则需要更多优秀的从业工作者加入。

而人的问题却一直未有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有人说，“没有市场化的行业，是没有前途的”。但对于儿科来讲，即便是市场化后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优秀的医生应该在公立医院为公众服务，还是要被“赶”到民营诊所？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能不再为看病而发愁？

答案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