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谷歌CEO Sundar Pichai做了两件外界关注的事:
对此前涉及20000员工抗议性骚扰的罢工行动做出“正式批示”;
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对个人成长、公司文化、重返中国、硅谷没落、技术与社会问题等一一做出了回应(尽管这些回答在事后引发了美国媒体激烈讨论)。
Pichai在今天的一封致员工的邮件中称,谷歌的领导层和他本人听到了员工们的反馈意见,“我们认识到,过去我们并不总是把事情做好了,我们真诚地为此感到遗憾。很明显,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他在邮件中宣布了一项“全面行动计划”,取消强制仲裁,跟随优步和微软。它还致力于提高性骚扰报告的透明度,并允许工人带代表参加与人力资源部门的会议。具体如下:
对于个人提出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我们将把仲裁作为一种并非必选的选择。谷歌从来都没在仲裁程序中要求过保密性,而鉴于多种理由(如个人隐私等),仲裁仍旧可能会是最好的一种途径;但我们认识到,选择权应该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
在公司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将更加透明地提供有关公司内部性骚扰调查及其结果的信息。
对于我们处理和调查你们担忧之事的方式,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作出改革:我们将对上报渠道进行全面整改,将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建立一个专门的上报站点,并提供实时支持;我们将加强用以处理你们担忧之事的程序——其中包括让谷歌职员能找到一名支持人员陪伴左右等;我们还将在此程序期间及结束之后为谷歌职员提供更多关怀和资源,其中包括长期咨询和事业支持等。
我们将更新和扩大强制性的性骚扰培训。从现在开始,凡是没有完成培训的职员,都只能在绩效考核中得到一星评分。
我们将在2019年再一次将OKR绩效管理模式的重点放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上,集中致力于改善代表性——通过聘用、晋升和保留人才的方式——为所有人创造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公司文化。我们的首席多样化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将继续向我和我的管理团队提供月度进展更新。
这份Pichai的“回应”似乎忽略了员工们最核心的要求:例如提升首席多元化官员权力、员工在董事会中占有代表席位、抹去内部的种族主义、同工同酬等。
以至于员工看到后有些“不买账”。
罢工组织者Stephanie Parker表示,合同工人占谷歌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并在整个公司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获得的收益却很少。他们也主要是有色人种、移民和工人阶级背景的人。
此外,公司必须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薪酬公平和晋升率问题,而不仅仅是性骚扰。Stephanie表示,这些问题都有相同的根本原因——权力的集中和顶层缺乏问责制。性骚扰是症状,而不是原因。如果我们想在工作场所结束性骚扰,我们必须解决这些结构性权力失衡问题。
另一名组织者Demma Rodriguez说,这是一场全球运动,是我们继续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虽然我们很高兴看到性骚扰方面取得进展,但我们不会放弃捍卫有色女性最迫切的权力:董事会的员工代表,提升首席多元化官员权力,提高透明度和结束机会不平等。
他们说期待与谷歌领导层会面,但后续是否有罢工行动并未透露。
雷锋网认为,不管怎样,眼下的谷歌面临的挑战似乎比2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员工对性骚扰感到愤慨,罢工潮规模浩大;
秘密打造中国审查版本的搜索引擎,重返中国市场迷雾重重;
数据泄露后将在明年关闭其社交网络谷歌+;
政治审查加强,社会对企业责任的争论;
被迫停止建造军事级AI能力。
......
这一切,让谷歌的文化遭受质疑,士气随之低落,也让Pichai倍感压力。今天,他坦然接受了《纽约时报》专访,回答了一切。
尽管10月26日那天关于“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及性行为不端,而谷歌对此不当行为却保持沉默,并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的报道也来自《纽约时报》,并直接导致了20000人规模的罢工潮,但显然Pichai需要压压火,从源头这里来“灭火”。
于是一篇《谷歌的Sundar Pichai:技术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的专访就赫然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
文章开头这样说:
他在印度长大,家中没有冰箱,睡在房子的地板上。今天,作为谷歌CEO的他正在引导谷歌度过其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带领谷歌度过这个雷区的人并不是该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也不是该公司的前CEO兼董事长Eric Schmidt(他去年被开除了)。相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的负责人是Pichai——他是一个在印度金奈长大的软件工程师。
雷锋网对《纽约时报》这篇专访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整理:
Pichai是一个典型的“学霸”,他就读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然后去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高级学位。在应用材料和麦肯锡公司任职后,他于2004加入谷歌
Pichai帮助开发了公司的浏览器Chrome,并在2014年接管了包括搜索、广告和Android等产品。他于2015成为CEO,2017年加入了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委员会。
纽约时报:告诉我在金奈长大的情况。
Pichai: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和房客住在一起。我们会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长大的时候有一场旱灾,当时我们非常焦虑,因为没有一瓶水在我的床边,尽管其他房子都有冰箱。不过后来情况好转,我的房间终于有了一个。有没有冰箱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
但我有很多时间读书,我求知若渴,我读任何我能得到的东西,我爱读狄更斯的小说。朋友们都在玩街头板球,而读书则是我生活的全部。我从不觉得缺少任何东西。
纽约时报:来斯坦福大学是什么感觉?
Pichai: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一直想呆在山谷里,但我同时也清醒地知道,斯坦福是一切可能性发生的地方。
我记得在加利福尼亚着陆时,我在一个寄宿家庭呆了大约一个星期。在此之前我很少能接触到电脑,但在实验室我可以使用电脑,可以编程,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完全沉浸在这一点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理解互联网发生了更大的转变。
纽约时报:14年前,你加入谷歌。你是否仍然觉得这家公司和当初一样?
Pichai:当我第一次加入谷歌时,我感到非常震惊,那是一个非常理想、乐观的地方。在今天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我仍然看到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但是世界是不同的,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东西在制造困难。我们也经历了更多的失败,但是在公司里总是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今天你仍然看到了。
纽约时报:你的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是怎么协调的?
Pichai:当我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设备放上几天,但我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在家里,电视尽量放在不容易接近的地方,确保我在看电视之前保持能量完成工作。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孩子从这些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儿子11岁了,他在采矿,赚钱。他了解了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商业是如何运作的。
每一代人都在担心新技术,但我感觉这次不同。我们的父母担心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对孩子的影响(雷锋网注:猫王,白人摇滚歌手)。所以,我总是问这个问题:“这次为什么会有所不同?”说到这里,我确实意识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
纽约时报:为什么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从社交媒体平台上禁止色情和暴力图片,但是他们更难以根除针对孩子的宣传、错误信息和令人不安的内容?
Pichai:在某些领域,社会会明确指出什么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但是在某些领域会产生一个社会很难划清的界限。你觉得自己受到另一群人歧视的言论本身与仇恨言论有什么区别?美国和欧洲以不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划清界限,我们不得不捍卫我们在美国允许的视频,但在欧洲,人们认为这是传播仇恨言论。人们是否应该说他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真的?或者说疫苗不起作用?这只是一个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谷歌在使用人工审稿,但人类审稿人也会犯错误。
纽约时报:谈谈中国问题。谷歌正在考虑通过搜索引擎重返中国市场?
Pichai:我们其实在许多有审查制度的国家开展业务。当我们遵循“被遗忘权”法律时(雷锋网注:欧盟早在1995年就在相关数据保护法律中提出了“被遗忘权”概念,任何公民可以在其个人数据不再需要时提出删除要求),我们需要审查搜索结果,因为我们遵守法律。谷歌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实际上我都不知道答案,我甚至不清楚在中国搜索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产品(雷锋网注:据说谷歌正在研究代号为“蜻蜓”的搜索引擎)。
纽约时报:公司士气有影响吗(意指罢工事件)?
Pichai: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战,考虑到谷歌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处于许多问题的最前沿。但是,当人们说“哇,那里有很多挑战”时,我总是说“没有比活在当下更好了”。如果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活着,那时有流感,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将来临。如果你是在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被枪杀,RFK后来被枪杀,我们在越战,有和苏联冷战和古巴导弹危机,所以,没有比活在当下更好的时机了。
但话说回来,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越来越多地处理更大的事情。作为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我们有更深层次的使命,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肩负的重压。我觉得人们充满活力,人们想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纽约时报:你是否担心硅谷失去优势?
Pichai:硅谷将永远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地方。硅谷有许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我们将在10年后回顾过去并感觉非常深刻的东西。我觉得硅谷正处于技术的尖端,就像之前的互联网技术一样。
纽约时报:当你到达纽约时,你是否还觉得硅谷保留了那种打动你的理想主义?
Pichai:是的,还有乐观主义,但乐观主义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技术是推动者,但人类必须处理人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过分依赖技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现在可能过度依赖技术成为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
Pichai采访言论引发争议:论点并不成立
在这次采访之后,《纽约时报》上出现了数十条评论。
一条评论指出,虽然Sundar Pichai相对比狡猾的Mark Zukerberg更成熟,但事实上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将每一个复杂的人类问题视为一个“工程”问题,这种“工程思维”嵌入其文化DNA中。在最大化利润的同时,很容易隐藏政策、治理、愿景和道德失误。当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并且世界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时,这些公司总能逃避责任,转移并承诺“工程进步”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媒体指出,技术改变了我们做事的方式,但从未改变人类的本能,从而改变人类前景。技术可以读出人类思想或意图的概率,但是不可能读懂他的行动及其后果。
更有人留言直接怼了Pichai:“技术无法解决人类问题的说法是荒谬的。”假设冷是人类的问题,火的控制解决了这个问题。轮子是另一种解决人类问题的技术。自从人类进化以来,人类一直在开发解决问题的技术。
而对于重返中国的问题,Pichai回答的似乎还是过于含蓄。尽管他引用了“被遗忘权”,但这与审查和数字监控似乎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