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经济，是新基建的“大头”？

一场疫情，让武汉这个超级城市几近崩塌，也让隔壁硬核的“河南村长”上了热搜。这里面暴露了太多问题。

比如在意外封闭的情况下，城市的医疗资源挤兑，导致死亡率过高；经济供应链断裂，导致产业瘫痪；城市组织复杂，导致防疫信息解释成本增加...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农村防控是重中之重”的共识下达，各地农村基层干部严防死守，排查、劝返、大喇叭、封路，在疫情防控前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那么，在重大突发风险面前，为什么乡村能够拥有如此亮眼的本地化生存能力？它对城市的治理和建设又有何借鉴意义？在中央号召“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农村建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认识乡村，就认识了一大半真实的中国。我们有必要去研究此次疫情影响下乡村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未来发展之路。

新农村经济的硬核：多维生产力的提升

其实，从防疫角度本身讲，乡村的基础设施资源是不足以抵挡如此凶险和突发的疫情的。

首先，它的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一个乡镇往往只有1、2个乡村医生和1个诊所，一旦疫情爆发，难隔离、难治理；其次，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不少偏远农村地广人稀，难以实时监控管理；再加上大多数农民缺少防护意识，春节期间依然走亲访友的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如果农村失守，所得的后果和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所幸，此次乡村成功防疫。比如离武汉较近的河南。

防疫成功的一方面，是因为“差序格局”下乡村治理的迅速、果断和坚决。

差序格局由费孝通提出，他认为，乡土最大的特点是“不流动”，因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极具地方性。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乡村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治理打破了城市组织的秩序和官僚体系的阶层，往往村长的一个大喇叭就能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农村在突发封闭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个人在短时间内至少可以做到不受外部产业链的影响，少部分成为产业链供应端的农户会因此滞销；但就超级城市而言，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企业和产业链则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生产端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的输入（包括农村、郊区、工业园区等所生产的物资）；而乡村的生产端是多维的，在外部供应链渠道端断裂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生产力自产自足。

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这同样出自费孝通的笔下。

上文提到的差序格局也好，自给自足也罢，在特殊时期的确确保了农村的短暂运转，但在更多时候，实际上阻碍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并且事实上，他的乡土中国论是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研究，时至今日，农村经济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4G、移动互联网的推进和用户下沉，抖音、快手、拼多多、淘宝等都进入了乡村视野。如果说社交软件的进入丰富了乡村百姓的精神娱乐生活，那么电商经济则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农户的生活消费习惯，甚至让他们成为了城镇产业链中的一环。

比如拼多多的农产品供应链。

2019年数据显示，拼多多通过“拼农货”模式，成立4年以来，不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流通模式。2018年，平台推动农产品及农副产品销售额达653亿元，预计2019年将突破1200亿元。这其中，大量产区农货通过拼多多扩大流通半径，由小众作物成为“网红”产品。如雪莲果、百香果、小黄姜等一大批农产品，成为销量突破100万单的“冠军农货”。

投资界曾发表的《爆款背后的秘密：拼多多改造供应链的背后》一文中指出，拼多多改造供应链的背后主要是数据的驱动和流量的变革。拼多多将社交与电商相结合，让电商不再是流量黑洞，同时也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商品，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开，获取更多的用户，让那些用户口碑不好的劣质商品被淘汰。整体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交+电商模式。

此外，京东物流、菜鸟网络、顺丰等都形成了供应链平台网络，为乡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变革起到了极大作用。

但这并不是单一的经济体入驻就可以形成的。这里面还有农村公路的修建，从而保障了物流体系的基本运输；也包含了4G、宽带等网络设施和家电下乡的齐备，从而保证了互联网经济的带动；以及各种智慧农业、智慧水利等的推行，比如无人机喷洒农药等，从而提升产能....

总之，我们既要保证生产元素的多样性，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供给侧尤其是生产端的改革；又要积极融入城镇产业链，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

在这其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影响生产端改革的重要因素。

传统基建中的乡土中国，面临哪些问题？

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明确上升到国家战略是在2017年的十九大。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不过实际上，自十八大开始中央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全国新建、改建了农村公路127.5万公里，99.24％的乡镇和98.34％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解决了2.5亿多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90%以上的乡村通了宽带互联网。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从规划来看，农村基建从公路、水利、能源、电网、信息化、农村金融六方面齐头推进。业内预计，从2018年年底到2020年，国家对农村基建的投入可能达到4.52万亿。

但改革历程任重道远，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

据贵州省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贵阳学院教授黄臻2019年10月发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亟须提档升级》指出：近几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比如，部分农田缺乏有效灌溉设施，农业机械化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农产品物流设施相对落后；部分村庄没有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仍需改善。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偏少、质量不高，尚未有效支撑起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需求；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不健全，工程长期效益尚未得到很好发挥等等的问题。

造成该问题的既有乡村本身的政治、文化特殊性原因，也有传统基建在多年发展中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的因素存在。比如具体可表现为，长期以来，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管护机制不健全、资金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因素，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运行和效益发挥缺乏足够保障。

因此，农村基础设施需要提档升级。

新基建是振兴乡村的正确答案吗？

今年是2020年，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2020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中取得重要进展的时间点。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多个省份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中，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新基建”政策？新基建是否又对振兴乡村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相比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大大提升，短期可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

另外，新基建的投资更多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而不是和传统基建一样由地方政府主导。相关人士指出，随着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

新基建的推出被有些人解读为疫情下的求生政策，但实际上，新基建中提到的一些基础建设比如特高压输电、城市地铁早在传统基建时期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找出它的指向性，就是更偏科技赋能。

就目前来看，新基建对乡村建设的推动，和年初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要求是相辅相成的。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规划》的印发实施，顺应了数字化发展新趋势，契合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新期待，突出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战略地位，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抢占全球农业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数字农业建设的发展思路，提出要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着力建设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强数字生产能力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强化关键技术装备创新和重大工程设施建设，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用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但曾任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国家体改办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的李剑阁在新基建提出之前，2017年的时候就曾指出，中国要迎接更大范围的更加深刻的改革。中国面对的结构调整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所以目前，市场上似乎开始出现过分吹捧新基建的现象是不太理性的。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科技股的上升。在农村这个复杂的环境，新基建到底是否能够落地，经济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增长，这与虚高的股票又是两回事。

另外，基建的投资特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传统基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传统基建的投资项目垄断性高，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此次新基建因其科技属性较高，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增强，在新基建的资金来源和建设这一块，还需细化准入门槛。

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候选人范梓腾在研究中曾发现，现实中很多资源充裕的公共组织在创新上的绩效表现却并不理想。一项对过去近30年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似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也就是说，“钱”在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上的作用可能并没有我们之前所预想的那样巨大。即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公共组织技术创新，可能并不是一个“资金问题”。

相对来说，良好的制度设计或许更为关键。

考虑到在当前我国已经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存量改革”阶段，地方政府普遍在资金的跨领域分配使用上捉襟见肘，这一政策启示是有其价值所在的。那么对于乡村来说，新基建在一开始的投入的时候，就不必过于纠结资金的问题，而要先考虑整个乡村制度设计的问题。这也呼应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全局性。

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均无法依靠一个单独的政策实现力挽狂澜或大跃进，而要细水长流，依靠政府、企业甚至个人的努力。

正所谓是之，“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