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house逃离北京

疫情催化下，Livehouse们开启了短暂转型，Bluenote内部做起了音乐餐吧，疆进酒的场地做起了摄影棚，鼓楼这片亚文化聚集地也在经历了Livehouse的陆续出走后变得有些荒芜。

北京山老胡同14号院里最近出现了一批白日来客。六年的时间里，无数个黄昏和黎明串起了这家独立音乐演出场地的高光时刻。

如今，在墙上安静聆听了无数场布鲁斯、爵士、另类摇滚以及崔健即兴登台的画像被小心翼翼的摘下；摆放在酒水吧台下成叠的老CD被挑选带走；在乐手休息室偷听了不少小道消息的书籍被集中装箱……白日来客们以认领一件件物什的方式缅怀这个即将于月末消失的场地。

2020年5月21日，又一个象征某种告别仪式的微醺凌晨，在陆续送走前来“缅怀”的朋友们后，细密的小雨再一次光临了六年时间经过无数次冲刷的DDC灯牌，两只壁虎在上面不安分的爬动，“真巧，6年前营业的那天，这里也爬了一只壁虎”。主理人69猛的发出感慨。

一年前的2月18日，愚公移山停业再选址的推文引起了业内关注，有乐迷在贴了封条的位于段祺瑞执政府的旧址大门上留下一只手绘莫西干头小猪。一年过去了，独立音乐文化爱好者们等来的却不是关于Livehouse恢复营业的情绪提振。

Livehouse文化在北京发展不过20余年，仅在鼓楼——独立文化中心便经历了两次大型撤退，几家老牌Livehouse也大多几经波折，而DDC的暂时撤离又成为其中一个缩影。与澎湃的摇滚乐、充满力量的金属乐以及先锋主义的迷幻电子相对，承载着这些音乐文化的场所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疫情的催化下，连接着线下娱乐与亚文化圈层的Livehouse／bar们处境从“负重前行”到“命悬一线”。

北京DDC、ARKHAM上海店、和大家心照不宣的DADA、Temple或将闭店消息陆续来袭，一批Livehouse也开启了短暂转型，Bluenote内部做起了音乐餐吧，疆进酒的场地开启了摄影大卡模式，一些Livebar被建议做酒水外卖……鼓楼这片亚文化聚集地也在经历了Livehouse的陆续出走后变得有些荒芜。

当鼓楼成为下一个后海，

“布鲁克林”何去何从？

鼓楼会成为下一个后海吗？这是每个“鼓楼er”的疑问。

在一位文艺青年的租房需求单上，明确写着一行字“求鼓楼地区”。不管在北京令人痛苦的租房条件下如何反复搬家折腾，有一群人始终坚守在二环内、泛鼓楼地区，成为当代嬉皮士：他们被称为“亚文化青年”，习惯于每个周末去school看演出，去dada蹦迪、temple续场，去modernista、北平机器、大跃、京A喝酒，最大的节日盛典是北影节及各类音乐节，头发被漂染成五颜六色，打着脐钉、唇钉、鼻环，有纹身，反消费主义，自认贫穷但精神富足，将鼓楼视为第二故乡。

故宫、景山以北，在这座古都的南北中轴线上，钟楼和鼓楼无言矗立。刘心武为此写下了《钟鼓楼》，何勇唱出了《钟鼓楼》。鼓楼东大街，旧鼓楼大街，小经场胡同，寿比胡同，北锣鼓巷，南锣鼓巷，宝钞胡同，后鼓楼苑胡同，草厂胡同……泛鼓楼地区远比名词意义上的“鼓楼”要广大得多。

鼓楼早已不再是一处单纯的地标性古建筑，而更像是一个精神地标，北京的“纽约布鲁克林”。这里聚集着青年艺术家，音乐人，画家，设计师……而Live house，Live Bar在其中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年轻人们在这里POGO、挥洒荷尔蒙汲取灵感，新乐队在台上献出他们的处女秀。

不远处的后海酒吧区，是“鼓楼”的反义词：商业化，灯红酒绿，俗不可耐。就像“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俨然被鄙视链划分成了两个世界。

但事实上，鼓楼正在慢慢变得不再那么“鼓楼”。

2017年，MAO Livehouse五棵松店宣布开业，“我从鼓楼走到MAO”正式成为过去式。第一波变化或许是从2018年北京整治“开墙打洞”开始的。

某一天，资深“酒腻子”小刘来到方家胡同，惊觉方吧等多家最爱去的酒吧门口都被一堵灰泥墙封了起来，随后，越来越多的胡同小店开始搬离，或者是直接关停，大众点评页面变成灰色。这一年，愚公移山因消防问题而关闭。房租，资质，每个理由都可能是压垮一家Livehouse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我所眷恋的北京的这些文化气息都已经不再存在，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北京呢？”乐迷小C这样说道。这或许能够代表一群人的心声。北京吸引年轻人的理由是什么？是互联网大厂提供的平台吗？是不同于困于人情链条网和安逸生活的小城市，无限多的创业机会吗？同时，有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文化”：世界一流的剧团，演出，乐队。只是，现在这些理由好像全都消失了。

在文艺青年们一片哀叹之际，鼓楼土生土长的“胡同串子”小童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老听见你们文艺青年怀念的鼓楼当年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把这儿当成家，就觉得特好笑，这才几年啊，我们小时候的鼓楼也根本不是现在这样啊，哪有什么咖啡馆酒吧演出场所啊，我们的记忆又找谁要去？”或许，鼓楼永远存在，听众和演出者、演出场所都只是来来去去的过客，建筑物、地区比一代人要恒久得多。

Livehouse生存报告：场地、租金、

报批和永远存在的不确定性

作为线下演出业态，演出资质、场地租金、报批成为Livehouse的运作“三大件”。

屹立于北京海淀区蓝营旗161号十五年的13Club，在2019年12月就因场地租金问题而举办了“终章演出”。创始人给出的数字是：“房租比上一年一下涨了8万，有点承受不住了。”

最终经过多次与房东沟通，13Club得以在2020年续约经营。而处在内环的其它场所却没那么幸运。

在官宣关店之后，DDC院里的长长桌子成了69的“会客厅”，每晚前来“缅怀”的朋友们在上面喝出个黎明。

6年前的7月， DDC试营业的第一晚，近200人到场祝贺， 创始人69将1969年Woodstock音乐节所象征的乌托邦青年浪潮符号纹在自己的两个手腕上，却在商业上仍保有“理性思维”，想用开源Open Source的理念运作自己的Livehouse场地——以更科学、有效、合理的手段，最大化地利用互联网手段、渠道以及思维方式为日常工作做服务。

2014年刚开始营业的头半年里，DDC共举办了119场乐队演出，到了2019年，DDC在365天里举办了350场演出。

2015年前后，北京城市规划落地实施，鼓楼片区从稳定区变成商业区，租金大幅上涨，而一夜之间驻扎在“商业区”的Livehouse们却并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与大环境问题，极大掣肘着鼓楼片区Livehouse的存活问题，包括愚公移山、DDC在内的Livehouse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鼓楼mao、XP、热力猫更是就此湮没成为“前浪”。

一方面是硬性环境因素限制，另一方面，Livehouse文化及市场也正在被更多受众及资本看到。

《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场次、观众、票房涨幅分别达到30%、14%、13%，收入为48.57亿元。其中Livehouse增长最快，涨幅51%，并首次票房收入破亿，达到1.25亿元。

但在硬件遭受桎梏的疫情冲荡下，票房似乎成为了空谈。69在自述中曾表示“正常时候DDC每个月能有几十万流水，虽然最后也生不了什么，至少能维持场地运转。”

而在疫情、演出资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催化下，DDC最终选择撤离山老胡同。

另一方面，以酒水为主要经营模式的Livebar在几近脱离了演出经营之后，情况也并不不乐观。

位于交道口南大兴胡同73号的蜗牛的家小酒馆诞生九年，也是蜗牛的家品牌起源，此后为了反哺这一“起源”，创始人小伟和皇子陆续运营起蜗牛食堂等网红餐厅，进行多线布局。

5月20日距离蜗牛的家“老店”开业满10天，不到80平米的店里几乎满座，小伟辗转在不同的桌上和朋友聊天碰杯。“开业第一天来了四五桌，朋友捧场，今天是人最多的了。”

尽管小伟认为自己的场所与传统livehouse不同，只是星星散散的“浪人”聚集地，但对音乐的野心与热爱也让这家livebar不断探索着存活空间。在一年前的2月接受娱乐独角兽采访时，小伟眼里发光，描述即将诞生的北京最大音乐现场场地——蜗牛Live，而种种原因，最终这个关于热爱的音乐野望未能实现，情怀并不能驱动一切。

沉淀、上线与撤离，

独立音乐人“自救指南”

自我沉淀、拥抱直播与撤离文化中心是独立音乐人们疫情的自救指南。音乐人们，尤其是非头部音乐人们生存状况同样堪忧。“很多音乐人就在家呆着啊，就一直等着。”小伟叹息道。

曾在江湖酒吧演出过的青年歌手张斯坤表示疫情催化了音乐人们离开北京的速度，但大家加速发歌，质量也有所提升：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音乐人朋友都回老家了，陈萝莉、王兀等等，陆陆续续都走了。因为专职做音乐的朋友，比如王兀，他唯一收入来源是商演和驻唱。但是其实回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人松弛下来了，才能做出好东西，我听了一个朋友回云南写的歌，比他以前在北京写的歌好多了。”

她展示了自己翻唱伍佰《夏夜晚风》的一段MV，里面有在老家拍的草坪，河流，蝴蝶。

“回去之后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可能过一阵子我也会回去了，毕竟大家都走了，北京就不是那个北京了，还不如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我们这个程度的音乐人，在哪都一样。”

而留下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选择了做自媒体，寻找其他变现途径。“看到音乐人转战抖音觉得心酸，但这个事情真的也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我也希望音乐人们多学习怎么变现，但往往越懂变现的人音乐做得往往不怎么好。”

外地Livehouse生存报告：

为了10%的“初心”，创造90%的利润

音乐梦想与岁月静好，不可兼得。

如果说关停的上海Arkham、北京DDC面临着疫情打击，营业执照，租金等方面的困境，而外地二三线城市Livehouse则相对租金人工压力较小，面临着疫情之外的另一重困境：没有听众。

“绵阳这两年的演出市场是停滞的。”试图打造Live场地“籣Lan”创始人Alien表示。

被称为“老吧”的“Low Bar”此前曾是这座南方小城的Live house门面担当，邀请过瘢痕体质、丝绒公路等摇滚乐队，也邀请过诞生于绵阳的交响旋律金属乐队但丁之舟，但最终无奈关停，据悉“一直在亏钱，一直是老板邓SS贴钱在做，因为扰民搬了很多地方，后来又因为场地所限，被迫关门。”他的语气有点无奈：“绵阳没有人真正喜欢Live。”

在他看来，绵阳目前都是假的Live，都是打着Live旗号的酒吧。他目前的计划是“先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做一些比较轻的巡演，然后邀请本地优秀小乐队来驻唱，自己也会来驻唱，票房不够只能用酒水来贴，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位于沈阳的“一席酒馆”创始人Rick经常到全国各地观摩Live house，他向娱乐独角兽表示：“酒馆里30%的人是来聊天，30%的人来喝酒，30%的人随便听听，只有剩下10%的人才是来听音乐的。”而自己最开始是为了那10%的人开店，但那90%的人却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一条点赞量5.6万，播放量百万以上的抖音视频让他的店意外走红。音乐人在台上弹唱hush的《第三人称》，加之一段网易云音乐热评风格的伤感文案，构成了一个爆款公式，“至少感受了两个月当红的好处。”

在一些主理人看来，做Livehouse／bar并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也从来不是能够仅凭情怀驱动的生态，除了硬件设施过硬、不惜血本的邀请优秀的国外乐队来北京演出，为听众提供现场氛围外，也需要拥抱当代年轻人的互动方式。比如直播、线上营销推广。

疫情期间，以摩登天空为首的音乐厂牌也在探寻着独立音乐人的线上生存方式，作为独立音乐中必不可少的环节，Livehouse也正在加入这条产业链。如通过邀请乐迷来到线下Livehouse观看直播的形式。

但另一些主理人却在互联网催生的新生浪潮中做出了坚定判断，“某种程度上讲，现场文化的盛行是‘逆科技’而行的，它向我们证明了，人类某些情感与能量，依然需要面对面才能被直接传达，回归‘人与人’ ”。在被疫情冲击的2月里，DDC官博这样写道。

无论是文化地标陆续从鼓楼撤退，还是独立文化在疫情黑天鹅下所面临的艰难又矛盾的处境，疫情只是催化剂，当行业固有问题被成倍放大的同时，“烧毁所有”也意味着步履轻快的迎接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