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好评，留面子，与豆瓣网的“特立独行”，中国电影面对“复式”劫难

12月28日傍晚，《人民日报》评论组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指国产电影要坦诚面对“差评”。文章阅读量很快超过十万（十万为微信公众号阅读量热门与否的判断基准之一），网民纷纷表示费解。

因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出文章，指“恶评伤害中国国产电影”，点名批评中国两大社交平台“豆瓣”及“猫眼电影”操纵恶意电影评分。给国产片差评，文章获得大量转发讨论，旋即有其他传媒跟进，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也发出相关报导。

有网友在公众号留言，询问为何《人民日报》为何和早前立场不一，公众号管理回应四个字：以此（公众号文章）为准。云淡风轻，又大手一挥，一锤定音。

有不少人会觉得，官媒抨击网络评分，维护国产电影，是“意识型态管制”的又一次延伸。但这样的前后不一，显然不是如此简单。由“恶评是否会伤害电影产业”，延伸到“豆瓣的电影评分是否公正”，再到“电影的虚假评论与水军”及“中国观众是否对中外影片有双重标准”，人民日报掀起的“差评风波”涉及不少话题，也牵扯出整个中国影评行业的困境。

愤怒的出品方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恶评伤害国产电影”文章，不经意在为近期上映的《长城》、《摆渡人》两部电影的口碑叫屈。据闻，客户端操作实际已脱离《人民日报》，文章或与《摆渡人》投资方阿里巴巴影业不无关系，有人质疑外包出去的客户端编辑，是否以收费“软文”的方式保护《摆渡人》，然而很快淹没在各种嘈杂里。

出品方因为电影口碑而愤怒，这也不是第一次。2015年10月，影评人文白在个人公众号中质疑电影《夏洛特烦恼》抄袭美国电影《Peggy Sue Got Married》，《夏》出品方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震怒，入禀状告文白，要求赔偿损失费221万人民币。诉讼至今未完结，2017年春节将最后一次开庭。

前不久，张艺谋的《长城》上映，微博上有影评人看完之后怒评：“张艺谋已死”，出品方乐视影业随即附上律师函，在微博上也同样恶语相向。新华社很快推出一篇文章：《〈长城〉带热贺岁档，不应刻意唱反调》；人民日报微博也点评道：“中国有能力出口电视机，也有实力出口影视作品。葆有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该出去走走了。”

买好评，留面子，与豆瓣网的“特立独行”

中国电影业近年发展迅猛，但出品公司显然不是只看票房。浩大的面子工程，早就变成某种行业标准。

2010年时，“影评人”称谓尚未如此普及。但中国电影出品方给影视线记者红包，邀请他们为自己说好话已非罕见，一些记者甚至不收红包就不肯出席观影。影评人获邀提前看片，多半只是摸摸口风，在上映之前对口碑有基本把握，并不会限制影评人的口径。

随著微博崛起，“影评人”越来越多，片方也开始慢慢将宣传转移到了社交媒体阵地，逐渐攻陷了所谓“影评人”战线。如今，向“影评人”买好评已经变成行业潜规则。

这些“影评人”，大多时常发布电影观感，因其描述方式，口吻和观察角度贴合观众，他们的粉丝成倍增长，转发和阅读量也极高。只要有渠道，红人的一条电影百字短评可收入1000元人民币，普通的软文价格由一字1元到3、4元皆有可能，长文可索要八千上万，订阅者众的电影类公众号，一篇专文甚至可以要价二十万甚至更高。

宣传方会单独问询作者价格，进而以润笔费形式向“影评人”支付酬劳，之后“影评人”还可深入微信，以红包犒赏各个群组，请求同行或上下游转发。几乎成为固定模式。

电影宣传方几乎已经收编了许多这样的微博认证用户和微信自媒体，量产文章，向读者输送观点。一整个软文产业生态就此拉开，笔者认识的一位资深宣传就曾经说：“我从来不觉得他们是影评人。”

资本先行，钱多速来的中国电影行业，在这样的模式下已经运作成熟。片方“买”惯了好评，偶尔见到意料之外的劣评，涵养稍差就无法自控。他们一直在这个营造华丽辞藻和光鲜口碑的语境里，料想异见者一定“别有用心”。明明资本让地球照常运转，这些“影评人”为何意见多多？

少数没法买的“好评”，与豆瓣猫眼这些平台，成为了片方的“假想敌”。豆瓣猫眼都设定了电影评分功能，用户可以根据个人体验，为观看过的电影打分，电影评分，以全部用户评分平均计算。

豆瓣并非没有上述这种“影评人”，也并非没有通过技术手段制造投票的空壳用户，但由于豆瓣用户基数大，过亿用户使得最后呈现的分数与八九十后城市青年电影观赏趣味大体吻合，成为中国内地电影文章推送的主要参考。豆瓣评分变成电影在中国影迷群体的一种标准，营造出“豆瓣高分，必属佳片”的默契。

大众影评：民众向资本和权力示威

2016年底，《摆渡人》上映之后，豆瓣很快迸发劣评潮。电影主创们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但我喜欢”这样的态度，期望挽回口碑。该片阵容鼎盛，演艺界不少相熟的同业纷纷以“我也喜欢”转发。但事态并未好转，反而让观众纷纷表达对主创的失望。接下来才有了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助阵。

片方误将豆瓣低分当作假想敌，最终引起大论战。他们潜意识把豆瓣评分当作个体反馈，当作约定俗成，也妄想将这样的评分纳入电影工业的下游。个别“影评人”可以用红包“招安”，庞大的打分群体怎么“招安”？抢占喉舌，定性站队或许是“条件反射”，不讲规则的工业妄想用“政治式”的手段来解决，看上去活像取经于毛时代的“文斗”。

豆瓣的普通用户不是上述“影评人”，少数个体可以姓“党”，可以姓“钱”，普通观众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檄文式的征伐不仅没能达到目的，甚至引起了反弹。

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出文章后不久，有不少用户呼喊“必须保卫豆瓣”，并发起“一星运动”，号召大家给年末的国产电影打低分。成效立现——《摆渡人》评分在豆瓣应声而跌，截稿时，其分数已经跌破4分（满分10分）。

这举动，无形消解了豆瓣评分的影评成分，或者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豆瓣评分并非影评。评分不姓“党”，不姓“钱”，可以一怒之下被情绪操控，变为民众向资本及权力喉舌示威的手段。

在讨论中，社交平台上变成站队大赛，仿佛宣传喉舌和豆瓣猫眼之间，只有一边可以代表电影真谛，仿佛支持豆瓣猫眼，才是支持真影评。为挺豆瓣而去为年末大片打低分的豆瓣用户，无疑将事件复杂化，也让豆瓣评分的可参考价值进一步降低。

口水战之外，好评论仍然匮乏

中文语境对“影评”本身的讨论早已失序，或者根本还未建立起来，中国内地尤为如此。中文谈到的“评论”，混杂了英文中所指的“Criticism”和“Review”。Criticism 是作品艺术和文学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它与普罗大众的需求不同。大众在入场前，希望知道电影的相关介绍和评价，他们需要的只是review张硕文。

Review 是从观众视点，指出电影观赏过程中感受到电影的优点与不足。在中国电影迅猛增长的这些年，能激起讨论的对象往往是 review，但我们谈及电影和评论传统所援引的种种现象，实际在说Criticism。

豆瓣猫眼，微博微信这些平台恰恰催生了reviewer的数量，人人都可以做reviewer，被混淆为人人都可以做critic，之后引发的内容狂欢，当然将Criticism越拉越远。Criticism与大众的距离不重要，因其意义不在于此，它不参与任何观影感受的交互，也与量化感官刺激不相干。

以此梳理，中国影评人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他们也没有被招安作产业下游，如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曾经激起一系列围绕历史、文学与电影的大讨论，但这些深入讨论，对其票房收入并无贡献。

Review 才是连结电影和观众的重要环节。点评人若在社交平台有话语权，他的打分很快会被截图，放进各种文章，当作指标，也会引发小群体的观影热潮。片方要将这些人“招安”，已经是自大到让人厌恶，妄想进一步“招安”普通观众，也就难免碰壁。

原本，豆瓣评分至少可以变成更有效的review参考。但这次事件之后，本来就混沌的电影评介平台恐怕会变得更加面目模糊。即便 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用户评分不仅与criticism相去甚远，他们也早就会单独列出欧美主要媒体的评分，与用户评分参照印证。

豆瓣评分如今仍然只是对用户的激励，被动地成为了一种标准。当无数人引用其为“评论”结果，它本身的功能和位置也模糊了大家的认知。

控制文艺：从政治挂帅到隐蔽天网

影评人magasa曾经说，其实影评绝对有能力伤害电影工业。所例举的是毛泽东1951年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戚本禹1967年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解放军报》1981年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皆可算在criticism范畴。这些文章对电影和工业的破坏力远比今天的所谓“影评”和低分更为强大。

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评论直接驱动著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止电影，从戏剧到音乐，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及邓丽君歌曲，喉舌一路传递著政治讯号，从文本分析出发，将一己之见铺张到举国上下。

这种政纲宣读般的评论，如今偶尔以反击之态出现，却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眼界和方法，早已失去效用。《人民日报》客户端狠批恶评一文铩羽而归，不知应该庆幸还是莞尔。

而当《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一文出现后，民众纷纷表达“这才是人民日报该有的样子”，又似乎旁证了：最终所有的讨论并非在于曲直，只不过是选择立场。真正的评论还是如此稀缺，它原本应该滋养大家的判断与鉴别力，如今却还委身于“向观众介绍好电影”的角色里。

而回看当年的评论文章，作者们的诸多姿态传承有加，一心要训斥民众，实则更要训斥创作者和知识分子。这些姿态如今还在，大手一挥回复“以此为准”，“不应刻意唱反调”的规劝，甚至之前冯小刚与万达就《我不是潘金莲》的争执，人民日报也特地回复“未成曲调，先有对骂”，点评电影宣发“味道说话”，似有愠色地发出“不妨少些口炮，多些口碑”。所谓的“主持公道”，“拨乱反正”，都是押解式行径。

文艺评论离开大众视野，却从未脱离监控，在软文和口水仗的年代，喉舌似乎连这工具都不需要了。从容面对争执，看清风向再加以疏导和责问，俨然已成新世代的思想指导。这与广电对各种商业作品的刁难互为补足，构建出一张天网，隐隐地覆盖在文艺创作顶头。

中国电影去年票房440亿人民币，乐得业内人士早早保证，一心要2016年的票房冲到600亿。这个数字无论是“政治任务”，还是面子工程，都已然落空，甚至全年增长没有达到3%。

据闻，现时要将农历年前上映的电影票房全计入2016年帐目，用春节档力谷，务必做到“圆满”。这庞大的工程已经没法分清要满足谁的虚荣。种种尴尬场面，皆可在过往事件中找到源头：路线正确，面子好看，又要自欺欺人，完全限定了电影发展之路。

资金不断滚动，烂片不断出炉，“影评人”口碑护航，再勒令民间不得差评，甚至可以分分钟选送一部烂片去奥斯卡。民间的回应全变成了立场之争，论点模糊，对行业恐怕也难有帮助。此时被提及无数遍的真正影评与影评人，还在一隅不断耕种，又仿佛与世隔绝。

豆瓣不是最后的净土，中国电影面对“复式”劫难，比奇异博士的多维世界更难展开。人们对著空气论战时，这游戏如此不断进行下去，像是漫画当中玩弄时间一样，玩弄著关于电影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