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任正非齐名，如今身败名裂还被判了刑，一生精彩堪比小说

“被告人宋如华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

2013年10月14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原托普集团创始人宋如华做出如上判决，言毕，宋如华的妹妹失声哭了起来，宋如华本人却非常平静，回道“听清楚了”。

这个平静受审的男人曾是中国IT界与任正非齐名的风云人物，在全国拥有27个软件园、三家上市公司、6000多名员工，总资产近60亿元。

创业之初，宋如华说自己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失败之后，他却被媒体定义为“四川第二个牟其中”。

前程必须似锦

宋如华本来可以不用坐牢，自2004年托普崩盘后，他一直远避美国，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美国，如果他不回来，没有人再追究他的责任，人们甚至已经不记得他和托普了。

但宋如华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无法接受国内舆论为他塑造的那个形象，2004年到2011年，他一直活在那个形象带给他的痛苦里。2011年10月，他决定冒着坐牢的风险回国，向公众说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宋如华1962年生于绍兴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大队会计，母亲在他7岁时去世，他是家中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父亲希望他“容颜如华，前程似锦”。

宋如华从小看重前程，当知道读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后，他拼命地读书。有一次村里难得放一回电影，父亲希望他趁机休息一下，他却说，“只要我学习好，今后有出息了，什么都会有的，何必在乎这一场电影？”

1978年，16岁的宋如华迫不及待地参加了“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但落榜了。那之后，父亲希望他接大队会计的班，他却要求复读。他托人在离家30多里的地方找了一家更好的高中，又跟外婆要了一些钱，然后发奋苦读。一年后，他成功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

令宋如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大学生活是从羞辱开始的，有的同学嘲笑他老土，有的同学则诱骗他用洗脚水刷牙、洗脸。这种羞辱没有让宋如华变成马加爵，而是变成了韩信，他更加发狠地读书，一步步超越所有看不起他的同学。四年苦读后，他被校方挽留任教，同时攻读研究生。

宋如华知道自己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因此更加不敢懈怠，他拒绝一切娱乐——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看电影、不逛公园，把所有时间投入到教学和学习中，1989年，他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

这种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方式让宋如华快速出头，他的课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甚至能吸引大量外系的学生，网易创始人丁磊就听过他的课。1990年，他还获得全校唯一的“机电部青年教书育人特等奖”，被破格晋升为讲师，次年又被晋升为副教授。

然而祸事也由此而来。自从当了副教授，宋如华就不断被同事“举报”，领导也觉得他有点不听话，暂停了他的入党申请，也没让他参与“霍英东教育奖”评比，后来还派他去贫困县雅安支教。

支教安排让宋如华很为难，他当时刚有了女儿，妻子又意外骨折，脱不开身。他向领导请求暂缓支教，结果被断然拒绝。

种种事端让宋如华感觉自己正在遭受“文革式”的迫害，更刺激他的是，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回家，一个拿“大哥大”的暴发户占了两个位子，他要求对方让座，对方却满脸不屑。

彼时，宋如华的工资只有一两百元，三口之家蜗居在一个筒子楼里，每次下雨都要“救灾”。那个暴发户让他看透了这种生活的荒诞，这样的日子谈什么前程似锦？被暴发户羞辱后，他决定加入暴发户的队伍。

大学教授创业

1992年，宋如华联合两位同事“下海”，他们凑了5000元钱，准备做计算机方面的生意。公司取名“托普”，是英文TOP的译音，含“顶尖”之意，宋如华也声称自己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此前他的目标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这种高远志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托普初期的业务非常寒酸，就是倒卖电脑及相关设备。宋如华负责跑业务，他尝尽了小生意人的各种艰辛，甚至蹬起了三轮，每蹬一下，他就告诉自己“又挣了一毛钱”。

吃苦对于宋如华不算什么，他真正的成长在于学会了“善意欺骗”。他最初做生意很实诚，骑着个自行车就去见客户，结果被客户视为没有实力。自那以后，他便相信自己有没有实力不重要，外界认为自己有没有实力才重要。

这种认识让宋如华胆大妄为起来，他开始接一些超越自身条件的项目。

1993年，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采购一笔价值32万元的LED显示屏设备，宋如华通过母校的一个同事得知此事，当时他和团队对于该技术一无所知，而且客户给的交货期只有15天，但他却信心满满地应承下来。

之后，他组织团队突击学习，突击制作，在经历了几次试错后终于搞出了产品，并且只用了12天时间。

这件事让托普在业内名声大噪，宋如华则趁热打铁，称要“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很快，托普的业务版图便延伸至省内省外，成为全国四大供应商之一。

到1994年，托普的总资产达到350万元，而且从一家倒爷型公司，变成一家工程型公司。

暴富让宋如华开始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只要敢于出击，成功唾手可得。那段时间，他买卖石材，办硅沙厂，开连锁超市，开美容院，结果无一成功，还把自己推到破产边缘。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翻身的机会来了。

1994年底，成都金牛区税务局要采购一种能自动打印发票的软件，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软件。宋如华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也要求地方实现办税的计算机化，于是，他在对税务系统及软件开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信心满满地揽下该项目。

开发工作很粗糙，宋如华从母校招了三名得过开发大奖的大学生，几个人搞了一周就做出了1.0版本，该软件会在用户输入纳税人信息后自动打印发票。

凭借1.0版本，宋如华迅速拿下金牛区税务局订单，随后一边带领开发团队升级软件，一边带领销售团队将业务版图拓展至全省，及陕西、云南、贵州、浙江、安徽、辽宁等外省，一年内就创造了4000多万元业绩。

1995年，联想等制造商正饱受海外品牌冲击之苦，托普却成为IT界一股旋风，与风头正劲的华为相提并论。这个成绩让宋如华生出一种“托普必胜”的感觉，他甚至提出打造“托普经济帝国”的口号，后来由于怕政府不高兴，才改称“托普经济王国”。

宋如华还在接受采访时把自己形容为一个胸怀宇宙的“天才”，声称要把托普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商和工程中心。

不过这个白日梦很快就遇到致命挑战。1996年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新政，限制地方自行采购税务软件，改为推行统一的“金税工程”。托普由于没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半年内就被排挤出局：各地办事处分崩离析，销售收入一落千丈，背叛之事不断上演。

危急时刻，宋如华甚至向高管们发出死亡威胁：“你们哪个敢在背后捅我刀子，我就抱炸药和他同归于尽。”

就在所有人以为托普快不行了的时候，宋如华却突然发现了一条更大的财路。

打造西部软件园

1996年秋，宋如华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一次印度考察，参观有“南亚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他发现班加罗尔的软件园非常繁荣，便考虑在国内复制该模式。

回国之后，他又到沈阳参观了刘积仁创办的东软，那是一家致力于软件产业化的企业，还于当年成功上市，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

宋如华觉得自己可以比刘积仁做得更大，他一回四川便提出要打造西部软件园。

一家快不行的公司要搞大型“软件园”，这听上去像梦话，但宋如华却有本事让梦想照进现实。

做软件园首先需要土地，宋如华在成都附近买了100亩菜地。这本来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由于当时四川政府渴望快速推进信息产业，这件小事突然具有了象征意义，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托普。

接着需要资金。宋如华希望托普像东软一样获得资本市场的助力，他看上了一家壳公司——川长征，这是一家国有机床厂，1995年上市，上市一年即报亏。宋如华用当时最诱人的政治口号说服省政府，表示收购川长征后将“用新产业和新体制激活老的国有企业”。

收购川长征大约需要1亿元，而托普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为了做成此事，宋如华开始耍手段。

他一边在媒体上大炒概念，称将把川长征做成“中国信息产业第一股”，一边发布消息称正考虑把“西部软件园”以5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广西一家上市公司。如此以来，他就把四川政府绑架了，四川政府若不允许他空手套白狼，将沦为世人笑柄。

宋如华赌赢了。1998年4月，四川政府接受了他的收购方案，方案规定，托普以约1.1亿元的价格收购川长征48%的国家股，其中近7800万元通过换股方式支付，余款则由政府借款支付。

获得川长征管理权之后，宋如华开始推行一系列整改措施，希望把这家国企改造成一个能驾驭西部软件园的运营机构。当年，他先后70多次到川长征的自贡厂区办公，但却发现工人们逆反情绪强烈，相关计划根本推行不动，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有一次，他被数千名工人抓了起来，人们对他又打又骂，就像“闹文革”一样。

这之后，宋如华失去了踏踏实实搞西部软件园的意愿，转而利用这个外人眼中的“成功案例”，攫取更大的发财机会。

　一家生产神话的公司

西部软件园虽然没有做起来，但名声很响，被国家列为全国四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拿着这个名头，宋如华开始向全国其他地区的领导推销“软件园模式”。

每到一地，他就向当地官员许诺将投资上亿元资金，引入上百家软件企业，把当地软件园做到该省乃至地区最大。短短三四年间，他用这套说辞在全国圈了27个软件园，共计1.2万亩土地，地域覆盖东西南北中。

到2000年前后，托普因为这套圈地的本事笑傲IT界，是业内最大的“地主”。

在这次圈地过程中，宋如华也没有花多少自己的钱，一方面各地政府转让土地的价格非常低，有的甚至是白送的，另一方面宋如华一拿到土地就去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如果不贷款，他就不开发。此外，他还利用政府急于求成的心态，向政府索要各种大型软件项目。

如此空洞的经营之所以能维持，在于宋如华赶上了一个疯狂年代。从1999年5月开始，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中国股民掀起一股炒股风潮，市场进入大牛市。川长征在改名“托普软件”后股价一路飙涨，最高涨至每股48元，此外，它还于2000年5月以“软件国际化及倍增计划”的概念，一举募资9.5亿元。

尝到甜头后，宋如华接着炮制自己的第二个神话——“炎黄在线”。

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第一次发展高峰，曾经听过宋如华课的丁磊已经凭借网易名震江湖。宋如华觉得丁磊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便于1999年买了一个响亮的域名chinese.com，取名“炎黄在线”。次年7月，他对外宣布将投资6亿元打造“炎黄在线”，建设一个“横跨全世界五大洲的华人聚集社区”。

其实，宋如华当时并没有想清楚炎黄在线到底要做什么，不久他又将网站定位先后改为“全球华人商业网站”和“零售行业的解决方案专家”。

当然不论怎么定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上市圈钱。发布6亿元投资消息两个月后，宋如华就急不可耐地收购了壳公司“金狮股份”约27%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股票名称也改为“炎黄在线”，这之后，炎黄在线的股价从不到10元暴涨至33元。

炎黄在线之后，宋如华又从已经上市的“托普软件”中分拆出“托普科技”，将其于2001年4月拿到香港上市。至此，他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但外界却搞不清楚这三家上市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

托普虽然自称是一家“IT公司”，也推出了电脑、手机、中间件，以前的LED显示屏也还在做，但IT公司都不把它当同行，因为这些公司在市场上遇不到托普的产品。有同行开玩笑说：“托普软件什么都做，就是不做软件。”

对于这种嘲笑，宋如华本人甚至也无法反驳。在2000年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任正非问宋如华，“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宋如华半天也没答上来，最后无奈地说，要让外界搞清楚这个问题，至少还需要三五年时间。

上天待宋如华不薄，又给了他三五年时间，但他却把托普玩没了，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一场盛大的崩盘

2002年是托普的创业十周年，宋如华决定搞一场盛大的庆典。

庆典于7月在全国十几个省市举行，历时12天，耗资上千万，参与者近十万人次。其间，托普成都总部大楼落成，规划占地1500亩的上海东部软件园开园，农行则与托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宋如华搞这么大动静不是因为钱多得没处花，而是因为缺钱缺得厉害。从2001年6月开始，A股进入下跌通道，上证指数在七个月时间从2245点跌至1339点。大潮退去之后，靠生产神话生存的托普面临“裸泳”的危险，为了不让外界看到自己“没穿衣服”，宋如华决定大举向银行贷款。

要想向银行贷款，就要让银行相信自己有实力，而举办一场奢靡的公司庆典是最便捷的方法。

为了让银行相信托普不仅当下有实力，未来更有实力，宋如华还于十周年庆典期间提出了“招聘5000个软件工程师”的恢弘计划，这5000人还只是当年的目标，未来四年的总目标是招聘20000人。

招聘广告像旋风一样出现于全国各大媒体，但很快就有业内专家指出此事荒唐：5000名软件工程再加上27个软件园一年约需100亿元资金，而当时全国软件业的总产值只有300多亿元；再者，托普当时只有1500个技术人员，如何一下子管控5000个软件工程师？

鬼话被戳穿之后，宋如华辩称托普招聘的5000人不是“软件工程师”而是“软件工人”，是IT界的蓝领，但他却不修改招聘文案，还在文案中称托普要“对阵跨国公司”，“打造软件航母”。

这种回应让媒体产生了更大的质疑。2002年8月，一篇名为《托普泡沫》的长篇报道登上新闻头条。文章称，托普的软件园“空空荡荡”，“培训中心被承包成了旅馆”，招聘来的“软件工程师”们不是打电脑游戏就是上网聊天，上市公司旗下的长征网络年营收只有3227万元，净利润却高达2069万元。

汹汹质疑之下，宋如华没有出来解释，而是玩起了“失踪”，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托普的质疑。此后，各种负面报道不断，媒体已经为托普判了死刑。

11月，宋如华感觉大事不妙，又亲自现身公关，不过他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回答媒体的质疑，而是不断强调：我有钱，我有地，我有上市公司，我为什么要怕？

宋如华“不怕”媒体，但银行和政府不行。眼见托普被媒体唱衰，银行开始全面抽贷，有的银行甚至将托普告上法庭，各地政府则以“开发不力”为由收回土地，让宋如华引以为傲的27个软件园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形下，软件园的运营主体——A股上市公司“托普软件”失去了支撑，而与此同时，托普旗下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炎黄在线”和“托普科技”已因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跌入谷底。

到这时，大戏其实已经落幕，托普没有翻身的资本，在创业的十年间，它没有练就哪怕一项安身立命的真本事。然而，宋如华不甘心以一个“失败的骗子”的形象载入历史，他要做最后一搏。

2003年，宋如华为托普制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声称将进军物流服务、在线培训和健康护理三大行业，但他没有给出具体计划。此外，他还对公司进行了重组，以成都、上海、北京三大公司统帅旗下凌乱如麻的子公司。但后来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仅仅是方便他在集团内部倒腾资金。

从5月开始，宋如华亲自指挥旗下各子公司进行财务大清理，清理工作不需要书面文件，以邮件作为操作指令，其间，资金被频繁调动，去向难以查清。

折腾到年底，外界对托普彻底失去信心，托普内部也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了局。2004年3月，宋如华给出了答案，他称病辞职，并把自己持有的托普软件1800万股股权，分别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下属虞新友和夏育新，虞新友还接替他出任公司董事长，此人后来亦被判刑。

这之后，宋如华飞赴美国，一去不归，托普集团则全面崩盘，在10省12市留下了巨额债务，仅给四川一省造成的损失就高达20亿元。

2003年7月，进行财务大清理的宋如华曾去普陀山拜观音，和尚给了他一幅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一个寒门俊才的不归路

宋如华出身寒门，颇有才干，希望凭借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在做软件园之前，他像祁同伟一样坚持走正道，但他发现正道不好走。

他兢兢业业地教学，却遭到同事和领导排挤；他牺牲娱乐地苦读，却不能给家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他好不容易趟出一条发财道路，却被国税总局的一纸命令打回原形；他本想好好地改造所收购的国企，却被工人们当成敌人一样批斗。种种打击让他对走正道产生了幻灭感，从此走上邪路。

　这条邪路是从欺诈开始的。

创业的第一年，宋如华发现四川的青城山有一家气功机构——中华养生益智功，当时气功盛行，这种机构很有钱，宋如华于是买下该机构附近的几十亩土地，声称要投资500万元兴建一个有夜总会、按摩房、KTV的大型娱乐场所，那家气功机构一听吓坏了，因为这等于毁坏他们的形象，于是赶紧掏数百万元买下宋如华手中的土地。宋如华后来欺诈四川政府的胆量就是从这时候练的。

在欺诈上，宋如华是不分对象的，大户要骗，散户也要骗。收购川长征之前，他在公司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证券部”，利用内幕消息炒作股价，四个月就将股价从每股6元炒到近25元，从中赚了2个亿。后来他远走美国之后，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其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

上梁不正下梁歪，宋如华的下属也学会了欺诈。据说，宋如华在2002年的一次高管会上大骂一位亏损了数千万元的副总：“你TM就是一个骗子，就知道来骗我！”不过他随后补充：“其实我也是一个骗子，我在外面骗，你们又来骗我。”话音刚落，全场狂笑。

很难想象这样一家公司会踏踏实实地做事情，更不要说掌握核心技术。

事实上，宋如华也不想搞核心技术。200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托普只有100亿元资产，折合12亿美元，而微软、英特尔一年的研发费用就是30亿～40亿美元，在这种局面下搞核心技术、自主品牌是“好高骛远”，最终“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宋如华的发展战略则是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先圈地，再圈钱，然后圈人，最后圈市场，实现“量子跃迁式”发展。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似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全国圈了27个软件园，圈了上百亿资产，也圈了不少人，但最后人们却发现他圈不了市场：托普没有核心技术，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产品，只有一堆让人听上去热血沸腾的故事。

这种发展模式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托普始终无法实现组织化。

一家公司要实现组织化，就要有愿景，团队成员在追求愿景的过程中互相协作，从而形成竞争力，并通过这种竞争力进一步壮大组织，华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讲故事的公司是不会克服困难的，它一遇到困难就会撤，然后寻找新的故事，它的团队是不会长大的，永远是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创业型”公司。

宋如华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CEO》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总结，“我领导的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司，而是一群小公司的集合。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CEO，只是一群小企业联合会的会长。”

2004年，这个“小企业联合会”遭遇资金链断裂，没有人愿意拯救这样一盘散沙，而作为“联合会的会长”，宋如华选择金蝉脱壳，远遁美国。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宋如华出走后，他的继任者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便把所有屎盆子都往他头上扣，还说他“带走了8000多万美元”。

宋如华不能接受这样的栽赃，他曾在赴美不久后气愤地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感到非常气愤、非常痛心、非常失望。”不过他也不回来，声称要在美国打造一个“全美最大的中文连锁书店”，建设一座“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

后来宋如华将这家书店转让了，之后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至于是什么原因让宋如华在2011年决定回国众说纷纭，他在受审期间看不出有忏悔的意思，反而不断辩称许多资金的违法调动与他无关，并称自己主政时年薪很少，连宝马奔驰都没有坐过，更没有卷走一分钱。他似乎在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他。

在宋如华受审和坐牢期间，同样起于寒微，但坚持做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并且走正道的华为成长为中国销售收入及净利润最大的IT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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