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Dr. Robert Warren可能不会相信,作为世界顶级肝移植专家的自己,竟会患上肝癌。
Dr. Warren 是胃肠道和肝脏肿瘤专家,1988加入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从2000年开始,他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疗中心的外科肿瘤科主任和外科教授。从2003年到现在,Dr. Warren每年都被美国权威机构“US News”评选为“美国顶级医生”,这是给美国最顶尖1%专科医生的一种荣誉。
然而躺在病床上的他,感受最深刻的是紧攥拳头也空空如也的无力。美国没有肝源,他只能等。即使他的双手挽回过许多人的生命,然而这一次他只能安静地扮演患者的角色,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垂青。
好在后来肝移植手术一切顺利,他逐渐恢复了健康。但这次生与死的考验让他体会到了病人在重大疾病面前的无奈。“我是这个领域的医生,但面对疾病我依然感到无助。更何况其他人呢。”
2011年,Dr. Warren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前血液肿瘤科主任Dr. Marc Shuman,斯坦福大学神经放射科主席Dr. Max Wintermark等一些美国西海岸顶级专家和其他联合创始人联合创立了 MORE Health, Inc.。作为一家医疗服务公司,专注于顶级危重疑难疾病,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跨境远程医疗服务。
简单来说,患者和其主诊医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初诊和各项检查并将医学资料上传至MORE Health爱医传递的远程会诊平台,在病历整理翻译、中美专家联合会诊等过程后,获得美国顶级医疗医生的治疗方案、必要时还可以获得美国医生的电子处方或选择赴美医疗。
让中国病患低成本地与美国顶级专家建立医患关系
治疗方案的差别导致结果的迥异,MORE Health的CEO兼联合创始人 Hope Lewis体会最是深刻。在Hope还是一位律师的时候,她一位好友的孩子曾在18个月大时得了肝癌,中国专家会诊一致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孩子只能放弃治疗。但经人推荐,孩子后来被带到一家美国知名医院成功接受治疗,如今孩子已经10岁,并且生活、生命周期同常人无异。
Dr. Warren和Hope的经历让他们察觉到中国普通居民在面对重大疑难疾病时,很难成功接受到国际顶级医生的正确治疗。原因在于中国医疗资源供需非常不对等、跨境医疗又十分昂贵。
中国14亿人口,只约有300万个注册医生。此外,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导致了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困难、“流水线”治疗方式等问题行之有年。而美国总人数约3亿,医生约一百万人,医生占比总人数约千分之三,这个比例数据在中国只有千分之1.8。此外,美国采取家庭医生预约制度,看诊时间充裕。
Dr. Warren认为,中美医生培养机制和研发投入也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医生的培养周期很长,通常在本科之后读医学院,接下来再是住院医培训、专科培训,相当于本科之后要耗费十年的时间进行培训与学习,走完这十年,才能走上岗位成为一名专业医生。”
“再者,美国的生物医药以研发为主要目的,在研发上的投入位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的研发也正逐步加大力气,但大部分研发还是在仿制药阶段,需要更多的创新。”Dr. Warren分析。
美国医学界在最新疗法研究上的大量投资,也让其医疗技术在重症治疗上的领先最为显著。2017年美国疾控中心、美国癌症协会、国家癌症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美国癌症现状报告1975-2014》显示,美国最常见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为66%。根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大约同一时段内,中国的癌症患者五年存活率仅为36.9%。
但出国诊疗也并非那么容易。Hope回忆,她的朋友为了救患肝癌的女儿,前后花费了近两百万美金。“重大疾病治疗动辄百万乃至千万,这个费用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真是天方夜谭。”
“当时我就希望利用互联网能把这个差距从两百万美金的费用变到二十万美金,从二十万美金变成两万美金、两千美金。甚至现在我们两美金的保险产品,就能够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世界顶级的医生。”Hope说。
签约700余名美国前1%顶级专家人均节省50万
相比起其他跨境医疗的纯中介性质,MORE Health拥有专业医疗机构资质。“我们可以让国人足不出门,就与国际顶级医生建立医患关系。”中国患者在遇到重大疑难疾病时,可联合国内的主治医生通过会诊平台与美国顶级专家进行线上联合会诊,给出患者最适合的先进治疗方案和用药方案。会诊之后的方案依然由中国医生进行实施,无需前往国外。“很多国内大医院的医疗条件都非常好,医生们对联合会诊之后的治疗方案也完全能够理解。”Hope说。
此外,美国专家可以为中国患者开具电子处方,并通过MORE Health合作的有出口资质的美国药房进行国际处方药品递送。
连接中美医生及患者的国际专家联合会诊平台,是由MORE Health自主开发,已得到HIPAA和FDA认证,可供多名、多国医疗专家流畅沟、为患者进行国际远程会诊。
该平台分为医生端和患者用户端:医生可通过平台互发信息、通过内嵌的视频会议软件与用户面对面交流、为用户进行疾病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并开具处方;用户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查阅个人中英文双语版的电子病历、实时追踪医生诊断进程、在翻译协助下与国际专家进行视频问诊。
平台的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可使用户可利用平台长期保存个人医疗资料、进行慢性病管理。此外,平台也开发了移动端,方便用户与医生随时随地沟通及查阅资讯。
医疗资源上,MORE Health签约了700余名美国前1%顶级专家,这些专家来自拥有专业医学案例团队和技术的美国医疗机构,覆盖全美综合排名前10、癌症专科排名前10、心脑血管专科排名前10、神经专科排名前10、妇科排名前5、儿科排名前5的医疗机构;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辛辛那提儿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麻省总院、塔夫茨医疗中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等等。
“这些医生进行的研究有多前沿?我举个例子。”Dr. Warren说,“我们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一个医生叫Charles Rudin,他现在做的治疗,预计要在五到十年之后才会写到指南上。”
这些前沿的医生给许多已经被“判死刑”的患者带来了生的可能。
据Dr. Warren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MORE Health已经为数千例患者提供中美会诊业务,其中75%以上的癌症患者经过中美会诊后对诊疗方案进行调整,95%以上的脑神经疾病患者会诊后改变了诊断和治疗方案。会诊后95%的患者继续在国内进行治疗,无需赴美,帮助患者节省医疗开支高达50万人民币以上。
用自然语言处理让医生治疗得更精准
“中国医生其实并不差,尤其是中国一线医院的医生都是与世界接轨的。”Dr. Warren说道。“但中国医生太忙,而且科室不够细分。美国医生的前沿加上中国医生的经验,中美医生联合为病人找出最适合他的方案,受益的不仅是该病患,更是每一个患有类似疾病的病人。”
原因在于,MORE Health正在建立一个颇具价值的数据库。MORE Health CTO胡泊介绍:“根据中国的重疾和罕见疾病发生率以及我们的业务发展,大约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我们的平台上会有超过10万个重疾和罕见疾病患者的数据。”
特点在于这些数据的质量。“这些数据的患者都是由中美顶级专家来进行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的,并且会有长时间的随访过程,在充分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这些数据形成的疾病分析和治疗结果分析都是宝贵的第一手临床资料。”胡泊说。
数据的获取源也在积极开拓,MORE Health与大的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会鼓励他们的客户将他们的健康信息或病历上传到会诊平台。“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好处,所有的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都是双语的,患者不管到哪里诊疗,同当地医生沟通都很方便。而且这家保险公司的客户通常都是百万级以上的,所以将来这一块数据量会非常大。”
这些数据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一个患者所有的病历存在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数据点,我们运用人工智能来做自然语言处理,使患者病历深度结构化。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让医生拥有一个查询资料、病历非常有用的工具。”胡泊介绍,这个医生的“助手”可以自动分析患者的病历,从病历库里找出跟它最相近的已经出现过病历。
“这对医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可以自动匹配到跟他手上患者最相符的患者。医生可以查到手中病患曾经的相似案例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案、用了什么样的化疗、会出现什么样的负作用、在这个领域之内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是谁等等。我们给出这样的事实,供以医生参考。”胡泊说。
小结
MORE Health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武汉、杭州、长沙;美国硅谷、休斯敦、纽约、波士顿都建立了分公司。目前公司已经深入到中国282家医院,2018年希望能够深入到中国300到400家医院。
融资情况上,MORE Health已在2015年完成NEA恩颐投资的300万美元A轮融资;去年3月完成了百度创投和NEA恩颐投资的B轮融资。
Dr. Warren透露,公司现在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医院。所以除了中国市场开发,公司也配合着其他国家政府开发市场,在2018年底或将向法国、中东等国家地区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