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狂欢与创新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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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坐我对面的哥们一直在打电话，对话中时不时就会冒出几千万的投资话题。而我身后的哥们，电话也一直没闲着，谈笑风生中，听得出他的投资合作对象尽是皇亲国戚、金融大鳄。两位一点都不顾忌商业机密的坦荡兄弟，一度让我怀疑自己不配坐这二等座。

几位带着耳机的安静小伙子和小姑娘，要么刷着抖音、录着视频，要么看着股市的红红绿绿。坐我旁边一位做网络营销的小兄弟跟我讲，他看上了一家做共享篮球的创业公司，正在想办法拿一些钱跟着专业机构投一点。他谦虚地问我意见，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仅是告知信息而非真的在寻求答案。我微微一笑，只是告诫他投自己看得懂的项目，而不是因为别人都在投。

这大概是这几年里，很多人在高铁上经常看到的场景。资本的狂欢与浮躁，在这一节节的高铁车厢和“一级市场散户化”的奇异现象中，可见一斑。这让我似乎依稀看到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Euripides）写在舞台上的台词：“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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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很难进入大众视线的“投资机构”、“投资人”等概念，现在也从“隐性”转向“显性”，开始火起来。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就能随便在烟火缭绕的路边摊，边吃红红火火的烧烤，边听到一个个意气风发的“投资人”谈论他们令人神往的投资经。

一波又一波的投资机构像雨后的春笋，一夜之间大量涌进投融资市场。除此外，大量不甘寂寞的实体经营者卖掉实业，也开始做起投资人。不管资深的明星老腊肉，还是风头正劲的小鲜肉，都按耐不住资本狂欢的诱惑，李冰冰、胡海泉、黄晓明、Angelababy、鹿晗等都加入其中，Star VC、海泉基金、明嘉资本、AB Capital、清晗基金等明星投资机构一个个相继成立。

在专业机构和个人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的投融资市场洪流涌动，显得异常火爆，不管主流，还是非主流的基金都在疯狂地寻找项目、投资项目。经常听到有投资人讲，他们一年要看上千的项目，勤奋程度不亚于刚高考下场的娃。资本开始由原来几十万、几百万投，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砸钱，都变得极其平常。

一个个火爆的热点项目，从共享概念，到人工智能，再到“凌晨三点不休息”的区块链，每轮融资之间的时间间隔被迅速缩短。投资者疯狂到完全不顾商业节奏，只想往热点项目里面放钱等着收割。摩拜最热的时候，很多投资人在日夜排队等着电话那头要他们送钱去。

一些普遍看好的“独角兽”项目，上轮刚融资结束就涨价几倍，马上又开始下轮新融资。这些以前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融资速度，一度让投资者们还觉得不够快、不过瘾。在“人傻钱多”的这场资本的狂欢中，大部分等着收割韭菜的人成为被收割者，“贪婪”到“恐惧”在弹指之间顷刻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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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洪流的推动中，企业估值自然被一次次推高。10亿美金的小“独角兽”随处可见，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的大“独角兽”也频繁出没。随手甩出中国当前估值最高的几十家企业，足可以让十多年前的金融大鳄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这么大的估值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连一家淘宝卖家都可以站在全球制高点说融资故事的时代，他们说“连上互联网，就联通了全世界，做的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生意”。这种勇敢的想象，也能让他们把自己的估值变得异常大。只是价值真正实现起来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个个投资者们不断的接力，或者说接盘。

投资者们似乎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最终承接估值的消费市场，并没有一下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这就像，你可以尽管着迷于那些武侠电影中的绝世武功，但你必须得清楚那些功夫都是不符合物理定律的美好想象。很多热点的项目只是一场臆想中的“消费大跃进”，或者是一场布局者的“阳谋”。

在这场资本的狂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跟创新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在极力赞美资本对创新的推动力量。但是，我很少看到那些极具创新能力的“独角兽”是在有了资本后，才开始大力创新的。恰恰相反，它们真正的创新时间点绝大部分是在资本进入之前。之后，它们所做的事情，更多是配合资本烧钱去抢夺市场，然后一轮轮推高企业估值。

资本狂欢的同时，创新却在开始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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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创新企业的狂轰滥炸，至少给企业在两个层面上带来了创新的懒惰：

一是让创新者误以为市场的快速扩展，是因为产品创新带来的，从而降低了进一步创新的努力。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把企业的思维从“烧脑”，到“烧钱”，再到“烧脑烧钱”的方向进化，而离产品创新越来越远。

二是资本短视与贪婪，推动企业开始以快速火拼的方式抢占市场，从而快速实现高价值的变现。在这种不由创始团队主导的运动中，创新被抛在脑后，公司的核心资源开始转移到非创新部门，甚至整个公司架构开始为资本服务，“不听话”的创始人被赶走是一种常态。

几年前，我跟秦朔老师一起去北京搜狐总部访谈张朝阳先生时，他坦率地承认：搜狐上市后，在资本的推动下，一切都是以公司的市值作为出发点考虑，时常深夜惧怕因市场表现不佳而被董事会赶走。这间接带来了搜狐对技术创新的忽视，为后来搜狐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任正非曾在伦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西方记者表示：“股东是贪婪的，他们希望尽早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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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狂欢的参与者除了专业投资机构，自然少不了大企业，尤其是超大型企业的身影。只不过，他们参与游戏的方式，更多是以并购中小企业的手段在进行。

到2017年底，被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Google，做了200多笔收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使用的很多Google服务都是在被收购后被并入搜索产品套件中的。包括2005年以5000万美元收购的Android，2006年以16.5亿美元收购的YouTube，这几年又在大量收购人工智能、大数据类的公司。根据风投数据公司CB Insight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起，拿到融资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里有近一半（140家）都被收购了，其中2016年就有40家，而谷歌以11次收购的成绩位列榜首。

Facebook尽管很年轻，扎克伯格还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小札”，但是也已经在不断向我们展示他们愿意花大钱进行收购的意愿。Facebook最大的一笔收购为社交软件WhatsApp，收购价格高达190亿美元。

通过这些收购，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以及中国的BAT、TMD这些超大型的公司，把全球最厉害的人才都网罗进去了。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快速崛起的独角兽创新公司，好像又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收购是一场资本的盛宴，也是大公司对创新的一种变相惧怕，亦或是对创新的懒惰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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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生前曾说：“收购意味着公司内部创新能力的衰竭”。

前几天我去携程网参观，讲解员在讲到公司发展史时说：“从2013年开始，公司的发展快速扩张，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买、买、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直觉这是很多大公司创新能力开始下降的一个开始。

任何一个公司都要面临死亡，尤其是当他缺乏创新能力的时候，死亡就是摆在面前的悬崖。商业史上太多曾经被认为“太大而不会倒下”的大公司，最终都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于是，面对一个个崛起的创新公司，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只好凭借其强大市场地位和资金实力，开始大肆收购，以便继续宣称他们在创新能力的延续。

从大公司频繁收购创新公司的现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三个简单的事实：一是科技独角兽的出现，基本上没有产生于那些拥有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公司；二是即使像Google这种以创新著称的公司，他们提供的很多服务其实都是收购的外部创新成果；三是很多人才在大公司时默默无闻，但是一离开大公司后往往就会创造出世界级的创新产品。比如，Google旗下Blogger的创始人和产品经理辞职后创立了Twitter，几位从谷歌辞职的员工后来创建了Instagram。

在寻求创新能力延续的资本收购狂欢中，大公司的创新能力不升反降。这就像靠着“氧气瓶”呼吸的老人，虽在花钱延续生命，却失去了内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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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的角度而言，收购其实是大公司把创新从内部依赖，转向了外部依赖。

这间接造成了企业从高层到一线研发部门，都开始滋生创新的惰性情绪，而惰性往往是人类身上最难以去掉的本能，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节约能量的有效方式。

这时候，高层往往会认为“手里有钱，创新不难；即使很难，买来再看”，而一线的研发部门，他们无须再去拼命，仅仅是把研发当做一项简单的工作，或外包研发业务，或者找理由拼命招人以分散工作量，缺乏必要的危机感。更多的研发部门在公司“买买买”的政策下，都开始寄希望于当市场出现潜在竞争者时，公司手到擒拿，快速买下，以减弱他们的危机感。

尽管收购开始意味着公司内部创新能力的衰竭，但的确可能这是大部分大公司一个不治之症：

如果大公司为了创新设立内部创新部门，自然会挑选一些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但是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少的，很多人都是在“表演式创新”，目的还是看着眼前的工资，因此这必然是一个大部分人没有创新精神的团队。这就造成两种情况，前者一旦做得差不多，就辞职走人，自己创办公司去了；留下来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些习惯了大公司温床的人。所以，这里面本身就是两拨理念完全不一样的人混在一起，团队目标就很难统一，必然很难成功。

从公司角度而言，在内部从事创新的那部分人拿的一般也是月薪。而在没看到成果之前，公司是不会给他们谈回报的，认为项目还没影，谈成果太早。但没有未来的期望值，必然会影响内部创新者的积极性，因此他们本身的动力就不够。

另外，内部创新者往往也会受到各种限制，想放开手脚做的事在公司主流业务部门看来，可能就是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的事情，难以得到很好的支持力度，公司一般都会把资源集中在能为公司马上带来现金流的业务部门。

而且有的创新产品一旦与现行公司的核心产品产生竞争，甚至威胁到核心产品生存时，还随时可能被踩死。最先研发出数码技术的柯达公司，其创新的数码团队就是被核心胶卷团队踩死的，因为后者当时能给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在资本隐性“权力”面前，创新往往会被残忍压制。这就像一场人人都熟悉的宫斗戏，哪怕皇子太有才能，威胁到已经册封的太子，命运都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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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往往是在艰难环境下的产物，需要资本扶持，但非纯资本堆积的结果。

在资本的狂欢面前，必须为创新保留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些从车库、宿舍中走出来的，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足够让这句话不落空名。

对于大公司而言，创新往往是在不经意的安静边缘地方出现，比如微信就是在之前做邮箱的广州研发中心诞生的，而红得发紫的游戏“王者荣耀”则是由不太受人关注的成都团队做出来的，网易做电商的网易严选是邮箱部门产生的。

在资本的狂欢面前，如何为创新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呢？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如果设立创新部门（但个人并不建议设立），那么这个部门就要有足够的权力，少受公司约束。而且最好是这个部门独立运营，有自己的品牌，虽不求绝世，但求独立。财务方面，创新部门也要相对独立。要是创新部门还要去争取预算，就容易陷入办公室政治，效率很低。

创新其实最怕资本的干预，干预越多，压力越大。如果迫于资本压力，投资人说这个互联网产品三个月时间必须拉到了10万用户，否则就不投了。创业团队接下来就会怎么做呢？一定不会是专注在产品上了，而是去拉用户去了，然后他们就各种方式蹭资源、蹭流量，凑这10万用户。但是这些用户其实都不是有效用户，对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根本没有作用。

二是在成员选择方面，应该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一群人。这些人的目标不是挣工资，但是他们也应该有合理的薪酬设计，项目成功上市的时候要给他们股份。

而且这个创新业务团队不能大，基本上3-5个人就行，包括一个产品经理，两个研发就差不多了。一个3-5人做不好的项目，30-50个人也做不好。小规模试错保证快速的迭代，如果一上来就是上百个人，组织结构搞得很复杂，团队就开始做管理了，创新对管理这件事是要谨慎的。

三是要寻求外部合作。顺风掌舵人王卫提出过一个公司设立“X部门”的想法，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间的联合创新能力。他建议每个企业都应该设置一个X部门，X部门专门负责跟各个企业对接。X部门之间可以互相开会，甚至可以到对方公司上班，比如顺丰X部门的人可以到腾讯去，腾讯X部门的人也可以到顺丰来。各个企业共同搭建这种X部门，一起把所有的优势结合起来，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做出更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四是要鼓励内部竞争。同一家公司的两个团队同时做一件事情可不可以？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不行，因为资源浪费嘛。但是你要知道微信的出现就是内部竞争的结果，当时同时在做微信的大概有三四个团队，最后张小龙的团队杀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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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是一项中国式原创创新，但是一次次资本狂欢之后，再无创新；一场场外卖平台的收购与合并，只是把平台做得更大一些而已；不论是滴滴与快车的资本争斗，还是滴滴与美团的拼杀，资本疯狂之后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创新体验。

资本狂欢带来的新竞争不是指向更创新的技术、更好的体验，而是发疯似的朝着不可持续的“烧钱掠夺”，加上一场场形象堪忧的公关口水战的路在走。种种低劣的资本拼杀与创新无关，甚至与消费者无关。资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如何一次次推高估值，早日收割增加数倍的投资。

好项目不缺资本，却因为资本急于变现，而缺少对创新的持续推动。从这点上，华为不愿意陷入资本狂澜而不上市的深层含义，或许是想保持他们能持续维持创新的安静。五年前，雷军说小米五年内不上市，也可能是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对安静创新的时间忍耐期限。但愿即将迎来资本狂欢，或已经是在资本推动下不得不上市的小米，能不忘初心，在资本的追逐中继续安静做一些创新。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讲到一件事：他有一次听广播，听的是1945年的一次节目。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同盟国终于打败了轴心国。一群社会名流在节目里谈论这件事。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理应痛饮狂歌。但是参加电台广播节目的嘉宾都很平静，他们讲的多的不是同盟国有多么伟大。相反，他们都在警告自己，不能过于陶醉。听完这段广播，布鲁克斯打开电视。他看到一场橄榄球比赛的现场直播。比赛快要结束了，防守队员刚刚拦截了一个球。从电视镜头可以看到，防守队员欣喜若狂，欢呼雀跃。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狂欢的背后往往是短暂的欢愉，而真正让人安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希望更多的企业应该逼自己的“质”上进取，而不是在“量”上贪婪。

资本的狂欢，不要忘记创新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