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曹德旺、特朗普轮流上头条，背后其实都是这件事儿

圣诞节是个很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里，中国同样张灯结彩，国人互相祝福并且馈赠礼物。该节日的普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表现之一。

普遍观念认为，如今的中美已经“离不开彼此”。中国人需要好莱坞、iPhone、迪士尼，美国人的生活里则充斥着“中国制造”。

美国输出品牌和文化，中国通过便宜好用的产品赚美钞，在过去的20几年间，这是中美关系的缩影。

但种种迹象标明，美国正希望改变甚至打破这样的关系。

最近一个多月出现了很多“刷屏”事件。“富士康要去美国建厂”、“iPhone极有可能提价”、“曹德旺跑了”、“特朗普放言大减税引发世界恐慌”……这些财经热闻的背后，实际有一条同样的主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和希拉里都认为要大幅度调整世界贸易关系，少买国外商品，赚更多美元。“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复兴美国”的重要途径，竞选前后，他的很多言论都和这一战略相关。

那么，什么是制造业回流，如何回流；这一战略将对中国制造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会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制造业回流是美国人提出的概念。在美国主流观念里，国家仍然掌控着世界高尖精端制造业的命脉，比如黑鹰无人侦察机、波音客机，以及半导体设计等高利润产品。　

因此，“回流”的本质针对的是消费级别的工业制造品，也就是中国公知常言的“没有科技含量”的产品。

之所以说“回流”，因为美国曾是这类产品的最大输出国。和如今的“Made in China”类似，美国也曾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便宜、优质、好用的产品。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和GDP曾占世界的一半以上，GDP达3054亿美元。这期间，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春风，美国企业在电和内燃机应用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缔造了大量明星产品，如亚美利加游艇、辛格缝纫机、麦考密克收割机等等。

借助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美国依靠贸易顺差顺利解决了罗斯福执政时期激增的国债问题。

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减税”。

减税的目的是减少企业负担，拉动企业增加各项投资、搞创新、创造就业，但实际结果是，高收入人群增加、企业负担大规模减少后，美国本土的新增投资并没有突破性扩大。

在当时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备竞赛为核心的国家策略中，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美国经济的中心逐步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量资本从本土制造业撤出，部分大学甚至关闭了制造技术和制造科学的相关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科技、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断积累的资本开始寻找生产要素新的价格洼地，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国的“去工业化”就此展开。

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如今中国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本顺势将目光转向海外；投向制造业的资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更多热钱流向了其他领域（比如当下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亚洲是美国主要的价格洼地，向亚洲转移工业能力的同时，美国也向其开放了产品需求，因此，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三来一补”贸易成了大量中国企业发家的根基。简而言之，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也是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化进程的开始。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新世纪，美国内部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随着就业率不断降低，金融业屡遭事故，有观点认为金融和服务产业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这样的声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

奥巴马上台后，重振制造业在时隔数十年后再度成为美国国家战略。2009年，美国政府拿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期间，奥巴马第一次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理念。由此可见，制造业回流并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奥巴马政府就该战略做了很多工作，曹德旺和郭台铭提到的美国各州土地优惠和各项政策补贴，均是几年前便定下的。

奥巴马执政期间，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中国对此关注寥寥。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时的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仍呈上升趋势，对大洋彼岸的动作不甚关心。而特朗普竞选成功、大喊“重振制造业”时，恰逢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制造业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凸显，这才引发舆论的大讨论。　

8年时间 乏善可陈

特朗普约谈库克，要求苹果将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这件事在中国颇为轰动。但实际上，特朗普只是在重复奥巴马的行为。

奥巴马曾多次要求美国企业迁回工厂。2010年，乔布斯受邀白宫赴宴，席间奥巴马问：能不能把苹果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乔帮主诡异一笑，回答说：“它们永远也回不来了。”这个桥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传播。

除约谈苹果外，奥巴马还多次为制造业回流站台。2011年白宫的“Insourcing American Jobs”论坛上，他对台下的企业家们说：“我国有最能干的工人、最好的大学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各位的报国精神正是当下亟需的，因为中产们都快崩溃了。你们把工厂搬回美国，我很欣慰。我想向那些落后份子说一声，请尽快赶上。因为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有担当才有你的份。”

但是做了大量台前幕后的工作，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大计”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表面上看，制造业回流有一些成绩。2010年，美国跨国企业中仅有16家选择回流，2011年达到64家，2012年104家，2013年210家，2014年300多家……每年的增幅超过100%，其中不乏通用电气、福特汽车这样拥有全球产业链的老牌强企。

这些企业的回流作为知名案例被广泛报道，期间，咨询公司也出来为政府的政策竖大旗。

近期的曹德旺投资美国事件中，大量媒体引用波士顿咨询(BCG)2015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中，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的成本已经相差无几。

而华商韬略梳理波士顿咨询过去几年的相关报告发现，几乎每一年，该机构都有多份针对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报告出台，可谓政府的“站台方”之一。

2012年4月，波士顿咨询称调查发现资产1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有37%正着手或考虑将其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2014年4月，波士顿咨询又发布了一份制造业竞争力综合指数，其中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而在一些关键指数，比如生产率增速、能源成本和汇率等方面，美国均强于中国。

在这些有利数据的支撑下，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却并没有呈现井喷的趋势。虽然回流的企业逐年递增，但在更多宏观的数据面前，这些数字丝毫不具说服力。

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4年，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为1220万，占总就业份额为8.8%，而在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实际上，自从1976年以来，制造业占美国总就业数的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美国回流企业的数字，和其整体企业发展状况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美国的跨国公司有超过25000家海外子公司，全球雇员超过3600万人。关于制造业回流的新闻，往往只关注单向流动，事实上，在回流的同时，有更多的美国公司正扩大其外包业务。即使是那些因回流而广受关注的企业，其同时期外包业务的增长也大于回流。

科尔尼咨询在2015年发布了美国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标明了美国制造业进口的年度变化和总产出变化。该数据标明，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制造业外包产品进口（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产品，拿回美国销售）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出的增速。

其他数据也表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成绩不甚理想。2015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包罗万象，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客机、大豆和逐年下滑的半导体，是年，中国的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567亿美元之巨。

出于上述一系列数据和实际表现，美国国内有观念认为：在奥巴马大举制造业回流口号的8年里，除了国债翻了一倍外，其他成绩不值一提。

奥巴马的决心显而易见，相关政策和优惠也很“到位”，为什么制造业回流推了8年推不动？

中国“人”的优势

美国企业将工厂迁往中国、越南、墨西哥等地，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人力成本。

从人力的角度出发，制造类企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类：非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重基础劳动力），劳动密集型（重技术劳动力）。

这其中，美国制造业的最新政策，使得其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资本土地密集型产业内有很大优势，曹德旺所在的玻璃行业是典型的自动化程度高、能耗高、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海外份额大、税收抵，这是曹德旺不断在海外建厂的根本原因。

在重基础劳动力的行业内，美国不具备竞争力，中国的优势也在逐年下降。出于货币政策、CPI等综合因素，国内劳动力的工资上升速度非常快，2010年的工资是2000年的3倍多，并且至今仍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涨。在这样的趋势下，2016年美国蓝领的薪酬依旧是国内的8倍多，因此重基础劳动力产业短期内回流美国并不现实。

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这部分业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了另一个发展中国家。2010-12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对泰国、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的外包业务量却大幅度增长，其中主要增长来源于重基础劳动力产业。

而在重技术劳动力领域，人力成本不再是跨国企业考量的唯一标准。

去年，库克在接受美国专访时曾说：苹果选择在中国生产iPhone，并非出于工资低，而是因为中国有着无可比拟的技工优势。

“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技术。美国已经很多年停止培育多元化工种。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在的房间就装满，而中国呢，你恐怕得好几个足球场才放得下。”库克说。

在需要灵活性和技术活的制造业内，中国的代工厂仍然拥有世界第一无二的优势。而提到灵活性和技术活，中国企业还有一项冠绝全球的本领，即通过管理等综合措施，将成本压缩到极致。

中国制造是便宜、甚至廉价的代名词，这种观念中有一个误区：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只能生产便宜、劣质的产品，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

不仅美国消费者持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国内抱有同样想法的受众也不在少数。实际上，在非常多的产业内，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制造非常高质量的产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区，实际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的：消费者希望20美元买到一款产品，那代工厂就得做到10美元的能力。所谓1分价钱1分货，“中国生产劣质产品是消费者想要便宜产品和美国公司试图让成本降低几百万美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是甲骨文前副总裁对于“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一问题的解答。

换言之，在梯式的产品链条上，从低档到中高档，中国企业都有能力将价格做到最低，对于一众跨国企业而言，这是最基本的需求逻辑。

问题在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放缓、美国高举制造大旗的当下，未来的几年内，这一逻辑会不会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数年间，中美业界已经就此展开了诸多讨论。2014年12月，应华商韬略邀请，香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莅临北大做主题演讲。期间，陈启宗大胆预言，美国不仅会在科技和创新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其制造业也将重新崛起，成为世界最强的生产大国。

在陈启宗看来，美国在资源、资金、科技方面均占据优势，唯一的弱项在于“人力”。人力过去一直是制造业的核心要素，但在智能化取代人工作业的将来，美国制造的唯一弱项将被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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